经济大崩溃 何以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垮台得飞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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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于1945年9月2日正式签订降书后,至少从1931年起就经历抗战苦楚的中国人民,以为将迎来和平的繁荣日子,没想到在抗战时期便已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与经济危机持续加剧,国民政府接收的大批敌产伪产亦未转化为恢复生产的资本,导致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停恶化。加上国、共两党各有政治算计,令内战之火在满布战争伤痕的华夏河山上延烧,更加速经济崩溃的趋势,最终激使多数人民拒绝支持国民党,造成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瓦解。

国府经济政策的失败,既有外在因素的影响,亦有自身施政的缺陷。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东南沿海与华北国土很快沦陷于敌手,致使国府的关税、盐税、统税等三大财源锐减,1939年的三税收入与1936年相比分别减少了77%、56%、89%,偏偏光是战费每年便开支高达20亿元法币左右,根本入不敷出,因此国府采取统制经济、抑制物价与加印钞票的方式来应对严峻的经济问题。

担任国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左一)替滥发法币开了大门,右为德国元首希特勒,此为双方于1937年6月会晤的合照。(HITLER ARCHIVE A BIOGRAPHY IN PICTURES)

然而国府过度小觑了通膨的危险,财政部长孔祥熙(1880─1967年)甚至于1941年的《抗战四年来之财政与金融》里畅谈“迨战争发动以后,抗战建国,同时并进,通货之需用,因之更形殷切,发行数额,自有相当之增加,盖欲抗战建国,必须增加筹码,欲增加筹码,必须增加发行,此为无论何国战时财政必有之现象,我国自亦不能独外”,并认为“发行数额是否逾量,不在乎数目之多少,而全以是否适合于社会之需要,及已否超过饱和点以上为定。若依此以衡我国之现在发行数量,不但未超过饱和点,且反在饱和点之下”,乐观得脱离现实。

结果国府就在如此思维下不断滥发法币,从1937年6月发行14亿700万元、到1941年底151.38亿、最后在1945年12月猛增至10,319亿元!此时法币早已几无信用可言,零售物价指数比起1937年高出了2,600倍,1943年的实际工资也仅剩1937年的十分之一而已。偏偏国府财政赤字在1946年高达4.8万亿元,到了1947年更猛涨至27万亿元。再加上1941年国府颁发《战时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以征收实物的方式确保军队能拥有便宜粮食,但1946年又恢复此法,且摊派征收额度远甚抗战时期,导致农民生产意愿急速下滑。当生产力赶不上如高铁般的通胀速度后,自然埋下了经济崩溃的祸根。

不过除了国府经济政策结构性的缺陷之外,日本对国统区的经济封锁以及利用伪币打击国府法币信用的手段,也动摇了国府的根基。譬如日本于1937年在张家口设立“蒙疆银行”、1938年于北平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1941年于南京设置“中央储备银行”,大量发行几乎没有准备金保底的伪币,并故意与法币挂勾,借此套购法币后再去换取外汇,从而造成法币币值的下跌;此外日本还故意印制假钞假币,混淆国统区的物价,这自然也成了战时与战后经济混乱的原因之一。

但最根本的问题仍旧出在国民党身上,因为当战后国府接收大批敌伪资产与美国援助款项时,本有机会好好整顿财政,将一团糟的民生经济稳定下来。没料到国民党只想以武力解决中共,继续举借内外债以养大军,致使法币发行量有增无减,通胀速度丝毫没遏制下来;再加上国府官员趁着接收时巧取豪夺,光是上海一地,国民党上海市市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1906─1976年)就侵占日伪房屋千余幢、汽车800多辆、黄金万余条,数额十分惊人;还有国府官员趁着1945年3月与1946年3月政府两度抛售黄金以稳定币值的时机,事先买进大笔黄金再出售赚取暴利,反而又拖垮了法币的信誉。

还有国民党在接收沦陷区时,国府又高估法币价值与压低伪币兑换比率,令人民遭受二度盘剥,逼得难民发出“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愤怒悲声。这种种弊端,加上国民党在内战逐渐失利、统治区缩小导致收入减少的情势下,不得不命毫无金融专长与背景的财政部长王云五(1888─1979年)推出釜底抽薪的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崩溃的法币,不意这项举措更加深中国人民的痛苦与国民党统治的解体。

其实王云五也深明“此非剿匪军事有把握,方能实施,否则军费无限制开支,而失地日多,匪祸日炽,人心动摇,即断不能办币制改革”,但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仍硬着头皮于硝烟未熄之际推出金圆券。结果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外国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与《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四项条例,硬生生收缴民间所存外币与金银,并承诺金圆券发行上限为20亿元。但根据一比三百万的兑换比率,这相当于6,000万亿元法币,这已远超过当时流通的660多万亿元法币,可说是推出之初便又注定走上滥发通胀的老路。

何况到了11月国民党便出尔反尔,宣布金圆券的发行不再有上限,随即增发20亿元,12月又增印60亿元。普通百姓对此叫苦连天,但资产已形同全遭劫夺。还有蒋经国前往上海“打老虎”的雷厉风行,又只是徒然仗恃武力劫夺资本家的资产,并未实质性地改革经济问题,使得金圆券信用更难维系,连国军都不肯接收金圆券作为军饷,要求改发银元。到了1949年5月21日上海战役期间,上海每石大米价格已涨至恐怖的4.4亿元金圆券,广东、广西、江西、贵州、新疆等省也出现拒用金圆券的现象,显见币制改革已彻底失败。当蒋介石退守台湾后,检讨内战失败的原因时,亦将经济与货币政策失败列为国民党溃败的主因,可见这阴影对蒋介石而言有多沉重。

归根究柢,当中国人民好不容易迎来了艰苦胜利后,本就希望能安心返乡生活,不愿再随着国共内战打响与承受统制经济的苛刻,更不能容忍国民党官员一而再再而三的贪腐行径。因此挟着战胜余威却不愿致力和平建设的国府,为何会丧失广大民心输给了与之争天下的共产党,其罔顾民生又只图利少数权贵阶级的经济政策,绝对是战败的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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