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纯】大势已变 自由派需重新审视对手与朋友

撰写:
撰写:

当2019年香港反修例甚嚣尘上之际,很多人看到了中国自由派从“群情激奋”到“哑然失语”的变化。而当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这只最大的“黑天鹅”飞出后,尤其当中国疫情得以基本控制、全球疫情蔓延开来后,中国自由派这一群体又一次主动或被动地完成了从亢奋到离场的角色转换。从香港反修例到新冠肺炎疫情,中国自由派为何失败了?长期以来在中国有着丰厚土壤的自由主义,为何会在现行体制下渐次失语?面对呼啸而来的国家主义与粉红狂潮,自由主义又该如何自我反思与重生?

多维新闻记者日前专访了青年学者陈纯。虽然陈纯被认为是自由派,认为民主政体优于中国现行体制,但其也不时对这一群体进行批判,著有《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行》。本篇为系列采访第一篇(共七篇)。

系列专访第二篇:【对话陈纯】政治立场引发割席断交 自由派率先文革化?

系列专访第三篇:【对话陈纯】双脚离地顽疾未除 中国自由派又遭疫情重创

系列专访第四篇:【对话陈纯】已成学术垃圾 新自由主义是否已死无关紧要

系列专访第五篇:【对话陈纯】爱国在心口难开 自由派究竟在顾虑什么

系列专访第六篇:【对话陈纯】“精神内战”已打响 国家主义没有对手恐导致灾难

系列专访第七篇:【对话陈纯】当自由主义遭遇粉红狂潮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后浪”

相比十年前左右,中国自由派面临的政治环境显然要严峻的多。(Reuters)

多维:日前你出版了新书《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行》,在第一个章节第一部分,谈的就是自由主义的“进”与“退”。文中写道,当下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历史哲学,一种能解释中国百年以来的困境,以及接续“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新型叙事。这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必须忠于历史事实,具有最强的解释力,但也要经过各派对话、论辩、协商,否则无以构成当下中国的“交叠共识”……不排除有可能通过经由进行纯粹的哲学论证,而使“自主性”成为被广泛接受的主导性价值,这是自由主义之“进”;自由主义之“退”在于抛开理念预设上的包袱,失去了解其他各派的想法和理论,以最同情的理解来与之对话,以期待塑造共识。以“退”为“进”,也未尝不可。

自由主义在中国长期以来都有着丰厚的土壤,自由派所倡导的自由权利、人身安全、法治秩序以及私产神圣不可侵犯等价值观,也早已深入人心。一边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感召力,另一边却是在现行体制之下的失语和离场,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你怎么看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进”与“退”?该怎么理解你说的以“退”为“进”?

陈纯:对于自由主义现状的归因,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与当前中国整个政治生态、权力结构相关的。就像我在书里面提到,2015年以来,当局对自由派的各个打压其实是变本加厉了。“自由主义的进与退”那部分写于2014年,那篇东西是对当年香港召开的“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会议的总结与我自己的一些展望。当时我还抱有一定的乐观期待,希望自由主义能够与国家主义、新儒家、施派(Straussians)等不同思想流派之间形成对话,甚至自由主义可以弱化启蒙主义、完全放弃掉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保留自由主义的核心,让其它流派更具批判性,大家进行对话,以此形成进一步的共识。

但是2015年之后,国家主义在政治层面对自由主义形成全面打压,让自由主义陷入困难的境地。权力的打压,是自由主义在公共舆论层面还有学术层面销声匿迹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看过你在《中国自由派为何失败了?》一文中提到自由主义不太能够对应中国的现实,没有很好的跟上时代的节奏,这也是自由派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

其实长久以来我一直在对自由主义做内部检讨,包括2015年以来一方面批判公权力对自由主义的打压,另一方面也在检视,自由主义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到现在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做对的东西,就包含了它倡导的那些理念,比如你提到的法治、对财产权的保护等等,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被很多中国人接受了,至少是被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中国人接受了,这是自由主义做的好的地方。做的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它没有能够真正的对应中国的一些现实。

中国自由派最需要检讨的地方之一是其理论与理念同中国的现实脱节。(新华社)

多维:《中国自由派为何失败了?》里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自由主义在中国被边缘化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你所提到的政治生态、公权力对自由派的打压,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外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内因,包括你刚刚说的对自由主义自我检讨的部分。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你在新书中提到了文化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的批判,并认为排除门户之见,至少有三点值得自由主义者认真对待——关于进步主义的预设;关于西方中心主义的预设;关于启蒙主义的预设。在你看来,当今中国活跃的自由主义者,意识到这些问题了吗?他们也会有自我检讨的过程吗?或者说,该如何认真对待这些问题?

陈纯:首先我必须提到你所说的内因与外因的问题——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讲,事物的发展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如果抛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我个人认为在一个国家里面,政治具有基本的、统治性的地位,政治权力的运作是各个方面事务最根本的原因。简单来说,即使自由主义很好的应对了中国的现实,它在政治风向变化之后也不一定能存活下来。

这里有一个中国传统很喜欢讲的所谓的“时运”,其实政治理念也是有时运的,中国的自由主义当年在某种程度上搭上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所以它在中国发展了。但是后面这个风向已经变化的时候,即使自由主义自身做的很好,它真的能够在新时代的环境下依然蓬勃发展,或者说生存下来吗?我对这点还是比较怀疑的。

回到你刚刚谈的那个问题,西方中心主义、进步主义还有启蒙主义,我觉得现在大部分自由派脑海中这几个预设还是存在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可能已经不是是否愿意抛弃那些预设的问题,而是自由主义者即便抛弃了这些,也未必就能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西方中心主义是一定要抛弃的。但对于进步主义和启蒙主义的预设的处理,因为时势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需要重新审视。2014年我写那篇东西的时候,是想跟施派、新儒家、左派之类形成对话,现在形势已经不太一样了,“精神内战”已经很严重了,自由主义者抛弃进步主义与启蒙主义的预设的话,其实相当于丢掉很多对自己比较有利的武器,让你拿不出什么东西去跟对手斗争了。

反过来说,在目前的形势下,进步主义与启蒙主义可以团结更多偏向于反对国家主义的人,比如说女权主义者,也包括一些反国家主义的左翼。自由主义如果放弃掉这两个东西的话,就很难跟左翼、女权主义有比较好的沟通。

所以我特别强调时势已经发生变化这一点。2014年的时候,我预想的对话对象还是施派、新儒家之类,没有想过需要团结女权主义、左翼等,但是现在形势已经不一样了,所谓的国家主义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对话的可能,他们认为中国现在形势好的很,很快就要取代西方作为世界的霸主,对自由主义他们认为打压得越重越好,不需要留情。所以自由主义已经没有跟他们对话的任何空间。

现在自由主义需要对话的对象是什么?是非国家主义的左翼,是女权主义中的一些人,甚至还包括基督教当中的一些人,整体来讲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受到打压的各个社会群体,他们才是自由派现在需要争取的对象。

多维:说到自由派的自我检讨与需要争取的对象,可以结合两个具体的案例来看。从香港反修例到新冠肺炎疫情,自由主义者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先来回顾一下香港反修例中中国自由派的表现,概括一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反修例运动爆发伊始,尤其是罕见地百万人游行示威,让中国内地自由派颇为亢奋,直言“为香港骄傲”,力挺香港民众走上街头争取民主和自由;第二阶段,眼见发生了暴力冲击立法会等事件,一些自由派虽然有摇摆,但仍认为是香港警察以催泪弹、布袋弹、橡胶子弹应对在先,而后才有了示威者不得已的暴力抗争;到了第三阶段,当看到暴力抗争越来越失去民心民意,故而一边奉劝香港年轻人“不要用青春的血祭不爱你的国”,一边也不得不渐次退场。

再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变化,也基本上有着可以相类比的脉络。香港反修例与新冠肺炎,对自由主义者意味着什么?这两个事情当中,自由主义是进一步明确了争取对象,还是相当于整个阵营的瓦解?

陈纯:香港问题不是我的专业领域,我只能讲讲我的观察。其实从香港开始爆发一些比较激烈的、出现暴力行为的街头运动后,尤其是出现针对大陆人或者针对警察等群体的暴力行为后,大部分中国自由派都持谴责态度。当然,因为大陆的自由派与香港学术界、文化界的朋友来往比较多,所以不一定会很直接的站出来反对,但我在各种社交媒体的群组里,看到大部分的自由派都反对暴力。

其实自由派不会轻易为暴力做辩护,尤其是在整个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崩溃的情况下。除非(政权)侵犯公民的权利已经侵犯到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需要奋起彻底革命,就是洛克(John Locke)讲的“革命权”,不然的话自由主义者一般不会特别认同(使用)暴力,尤其是针对政权以外的那些人的暴力行为,在自由主义者这里是很不容易得到辩护的。可能只有在推特上面,有一些逢中必反的人,会对反修例运动无所保留的进行支持。

但是在我观察到的自由派的群体里,他们(对运动中的暴力行为)还是有疑惑的,甚至因此产生了很多分歧,只是没有公开写文章——在形势还不明朗的情况下,一个比较坚持审慎的自由主义者不会随便写。我不知道你对于反修例运动的几个阶段划分是根据哪些群体做出的样本分析,但是当我看到那些参加游行示威的人针对政权以外的群体,包括蓝丝、大陆人等,开始施以暴力,自由派其实已经开始有很多的疑虑,甚至后期有一些人选择公开(谴责态度),包括我自己。运动中有一个事件是一个老人被示威者纵火烧伤,当时我直接发了朋友圈进行谴责,而且我觉得大部分自由派跟我的立场差不多。

而且自由派里面基本上没有多少人支持港独,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梁文道在运动期间发了很多篇文章,虽然他自己不是大陆人,但是他的立场比较能代表大陆自由派的主流倾向,所以到后期他也被很多香港本地的文化人、年轻人所批评。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自由派群体还是比较符合他们一贯的立场,就是支持自由民主,但是不支持港独,反对任何针对政权以外群体的暴力行为。

多维:其实我们对于运动不同阶段的划分标准并不冲突,都是以暴力作为不同阶段的分界点。一开始的游行、示威都没问题,哪怕人数达到了超过百万的规模,但是暴力一旦出现,尤其是当暴力指向了普通民众,甚至一些示威者冲进立法会去破坏公产的时候,性质就已经开始变化了。

陈纯:在这个过程中,说真的——虽然我觉得这么说有点遗憾——大陆自由派是非常不重要的角色。大陆自由派怎么站队对于形势后续发展的影响非常小,在这种情况下,大陆自由派不占有任何可以参与博弈的资源,既不能代表大陆政府,也无法作为香港民主派与中央政府进行可能的对话的中间环节存在。大陆自由派是反修例运动中完全不重要的力量。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