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纯】政治立场引发割席断交 自由派率先文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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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19年香港反修例甚嚣尘上之际,很多人看到了中国自由派从“群情激奋”到“哑然失语”的变化。而当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这只最大的“黑天鹅”飞出后,尤其当中国疫情得以基本控制、全球疫情蔓延开来后,中国自由派这一群体又一次主动或被动地完成了从亢奋到离场的角色转换。从香港反修例到新冠肺炎疫情,中国自由派为何失败了?长期以来在中国有着丰厚土壤的自由主义,为何会在现行体制下渐次失语?面对呼啸而来的国家主义与粉红狂潮,自由主义又该如何自我反思与重生?

多维新闻记者日前专访了青年学者陈纯。虽然陈纯被认为是自由派,认为民主政体优于中国现行体制,但其也不时对这一群体进行批判,著有《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行》。本篇为系列采访第二篇(共七篇)。

系列专访第一篇:【对话陈纯】大势已变 自由派需重新审视对手与朋友

系列专访第三篇:【对话陈纯】双脚离地顽疾未除 中国自由派又遭疫情重创

系列专访第四篇:【对话陈纯】已成学术垃圾 新自由主义是否已死无关紧要

系列专访第五篇:【对话陈纯】爱国在心口难开 自由派究竟在顾虑什么

系列专访第六篇:【对话陈纯】“精神内战”已打响 国家主义没有对手恐导致灾难

系列专访第七篇:【对话陈纯】当自由主义遭遇粉红狂潮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后浪”

因为在香港反修例问题上政治立场不同,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群体中闹出了“割席断交”事件,这被一些评论者认为是中国自由派率先“文革化”。(视觉中国)

多维:你之前说到大陆自由派在香港反修例运动中的角色并不重要,但是在此期间大陆自由派内部还是出现了一些意外插曲,比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田飞龙老师发了一篇文章说香港的反修例运动已经沦为了一场反法治的闹剧,这篇文章在大陆学界引发了一些争议,包括田飞龙的两个导师高全喜与张千帆都在公开或半公开渠道对他进行了批评,甚至在自由派内部出现了所谓的“割席断交”的风波,后来张千帆教授还发文称政改是香港唯一的出路。

当时有声音认为,自由派内部已经率先“文革化”了,这在当时的舆论场上反响很大。对于自由派群体来说,文革、六四等是“必须要划清的界线”,但是突然之间自己头上被扣了一顶“文革化”的大帽子。

陈纯:这件事情我在我的新书《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行》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分裂与舆论的两级分化”这一章节中有写到。田飞龙那篇引发争议的文章发表的时候,其实反修例运动才刚刚开始,我印象中是在6月16日两百万人上街游戏那一次之后,那个时间点其实是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初始阶段,只是在游行,根本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出现。田飞龙当时说反修例运动已经沦为“反法治”闹剧云云,我觉得根本无从说起的。如果等到后面暴力行为出现的时候你再来这么讲,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点(解释力),但是在那个时间点说游行示威者已经在“反法治”,在自由派看来学理上明显站不住脚,这是他的老师张千帆、高全喜与他“割席”的由来。

因为政治立场断绝私人关系,其实与文革没有太大关系,这只是文革时期一个非常表面化的现象。实际上文革的时候,割席很大程度上不是人们自愿的,很多时候是迫于权力的压力,比如说假设我的父亲被打成大右派,我如果不跟他割席的话,自己的前途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文革中的割席某种程度上是权力对亲情以及个人道德的一种破坏。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有人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割席断交,我觉得这是非常普通的事情,和文革没有本质上的关联。

当时我看到田飞龙将其他评论者所写的“自由派已经‘文革化’”的文字发在新儒家的一个群里,还得到了群内那么多人的喝彩,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些国家主义者对文革本质的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以为因为政治割席好像就是文革。我觉得这种解释更多的是一种“卖惨”,田飞龙想得到舆论同情而已。我个人当时看到这一系列的事情倒不算是很触动,反而觉得这些国家主义者需要借助文革来“卖惨”,是一件很讽刺的事。

多维:除了刚才谈到的香港反修例的问题,具体到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席卷全球的瘟疫让不同国家、不同体制、不同制度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再思考,你觉得新冠肺炎疫情对自由派的启发是什么?

陈纯:你之前把香港反修例以来的几个阶段跟新冠肺炎疫情的几个阶段做了一个对比,我觉得这里面确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很多自由派不断追问公权力失察的方面,而且比较活跃,甚至舆论场里这种所谓的自由派声音被相当程度的放大。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人参与批判或者质询,不同的自由派动机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就我个人而言,因为瞒报而引发这么大的一场灾难,我当时确实觉得很愤怒,这是一种公权力的严重失责,应该被好好的追责。包括后来李文亮医生去世,我也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一个医生,他为了给别人提醒,自己又被公权力训诫惩罚,后面还染上病毒不治身亡,等于说他有点类似于在这种环境之下遭受权力的打压,并因为权力失职所带来的灾难而失去生命,这相当于受到双重迫害,一个是政治迫害本身,另一个是权力给他自己的生命造成的麻烦,直接造成了他的去世。李文亮医生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非常典型的一个受到权力迫害的人,所以我们当时会那么愤怒。

到了后来,西方国家应对疫情极其不利,甚至有时候可以用愚蠢来形容,我觉得确实也远远超出自由派的预料。当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国内民众,包括海外华人,基本已经知道这场疫情有多么可怕,也非常重视,按理说欧美国家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做好防范措施。但是那些国家并没有,导致它们国内有那么大规模的感染,这严重说明了欧美国家的体制里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不是只有中国才有体制上的问题,欧美国家体制上的问题可能也需要得到自由派的重视。我觉得在我认识的自由派里面,虽然很多人没有公开写文章,但其实已经基本意识到欧美国家抗疫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体制上的一些缺陷,是需要得到自由派重视的,这是一个中国自由派还没有进行很好的理论消化的事情。

自由派以往一直在强调威权国家或者极权国家的一些弱点,强调民主国家体制上的一些优势,但这次刚好相反。在中国抗疫的过程中,尽管有一开始的瞒报,但在抗疫这种事上的体制优势逐渐还是凸现出来。一些西方国家抗疫表现较差有多种因素,但体制肯定是其中一个原因,这也需要得到中国自由派的重视。

但是目前中国自由派还没有能很好的对这个东西进行消化,以及指出未来自由派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包括在政治体制上怎么样更好地整合两种不同体制的优点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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