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纯】双脚离地顽疾未除 中国自由派又遭疫情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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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19年香港反修例甚嚣尘上之际,很多人看到了中国自由派从“群情激奋”到“哑然失语”的变化。而当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这只最大的“黑天鹅”飞出后,尤其当中国疫情得以基本控制、全球疫情蔓延开来后,中国自由派这一群体又一次主动或被动地完成了从亢奋到离场的角色转换。从香港反修例到新冠肺炎疫情,中国自由派为何失败了?长期以来在中国有着丰厚土壤的自由主义,为何会在现行体制下渐次失语?面对呼啸而来的国家主义与粉红狂潮,自由主义又该如何自我反思与重生?

多维新闻记者日前专访了青年学者陈纯。虽然陈纯被认为是自由派,认为民主政体优于中国现行体制,但其也不时对这一群体进行批判,著有《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行》。本篇为系列专访第三篇(共七篇)。

系列专访第一篇:【对话陈纯】大势已变 自由派需重新审视对手与朋友

系列专访第二篇:【对话陈纯】政治立场引发割席断交 自由派率先文革化?

系列专访第四篇:【对话陈纯】已成学术垃圾 新自由主义是否已死无关紧要

系列专访第五篇:【对话陈纯】爱国在心口难开 自由派究竟在顾虑什么

系列专访第六篇:【对话陈纯】“精神内战”已打响 国家主义没有对手恐导致灾难

系列专访第七篇:【对话陈纯】当自由主义遭遇粉红狂潮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后浪”

中国自由派一向推崇的基于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巨大的问题。(AP)

多维:上一次采访你时,你曾谈到左翼自由主义需要将理论结合于目前中国的实际,并且需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并认为中国自由派过去曾一度占据中国舆论场的主流,然而他们并未藉此为工农发声,了解工农想要什么。当然这也与中国自由派往往代表着中产和精英的态度有关,自由派更愿意去启蒙中产和精英阶层。在你的新书《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行》中,也有两个部分谈及这个问题,一个是左翼自由主义的“中国化”,一个是从改良变革之争看自由派的未来。

你对左翼自由主义的“中国化”与自由派的未来乐观吗?自由派未来最大的挑战和阻碍会是什么?尤其是当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一场重大危机的时候,西方国家体制中暴露出的缺陷已经摆在眼前,倒逼自由派必须对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框架做出重新思考,但你之前也提到中国自由派还没有对此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消化,是因为时间不够,还是主观上依然对西方中心主义存在路径依赖,抑或有其他什么原因?

陈纯:你刚刚所说的这些问题为什么还没有得到(自由派的)承认和理论上的消化,确实是跟时间有关系,因为疫情从发生到现在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在疫情上展现出的政治上的一种认知错位,如果是站在一个相对比较客观严谨的学术研究的角度上,那确实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变成理论上的重新调整,或者有新的理论整合的出现,时间可能确实是一个问题。

另外你说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是有还是没有,我觉得这里面应该要强调:还是有一点影响。从近代以来,中国自由派很少会真正承认西方的体制问题已经严重到“威胁人民的正常生存”,或者说威胁到不同群体的生活福祉。所以这方面自由派需要有更大的认知上的调整,我觉得西方中心主义多少妨碍了对自由主义的认知,也确实是个事实。

你提到左翼自由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其实正好对应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的问题。我从2015年提出“左翼自由主义中国化”开始,主要针对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自由派内部,学院派自由主义讨论的问题很多是西方学术框架内的自由主义者们在讨论的问题,中国人承接了他们的关注点继续讨论,这是一种完全抛开不同政治环境来讨论问题的方式,他们感觉自己讨论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西方学者讨论完我们接着讨论。

多维:两边预设的前提和基础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差异很大。

陈纯:哪一边得出的结论好像都是可以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去应用的,或者是可以普遍适用的。我当时产生了一些怀疑,某种程度上讲,承接西方学者的讨论体现出中国自由派的问题意识几乎完全是西方的问题意识,对于本土的问题意识不算那么强。当然,这只是(自由派中的)一部分,中国其实也有一些学者也是会针对中国本土提出一些问题,然而这部分人虽然问题意识好像有点变的中国本土化,但给出的方案好像还有点拿来主义,还是来自于西方某种现成的,或者是比较接近西方方案的某种方案,放到中国作为一个答案,我对这两种都不是很满意。

陈纯:我提出“左翼自由主义中国化”针对的第二个问题,是我觉得中国自由派中存在一种值得批判的现象:有一些人在探讨非常具体政治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在讨论一些几乎是西方语境下的政治现实问题。前面我讲的“左翼自由主义中国化”针对的第一个问题,还是学理性的,是抽象程度比较高的政治哲学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应到具体的政治现实。

中国的很多自由派,特别是新生代的自由派,他们所探讨的一些很现实的政治问题,其实就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现实问题,反而对中国国内的政治现实关注度不是那么高。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因为很多新生代的自由派是在海外接受的教育,比如说他们在自己留学的国家接触到的很多文献,看到的很多现实就是西方国家的东西,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特别了解中国国内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们更熟悉西方那边的具体政治现实,而不是国内的政治现实。

所以我当时提出“左翼自由主义的中国化”针对的是这两个问题,一个是问题意识与给出的方案,还有一个是他们所熟悉到的是哪里的政治现实,确实这两个问题中体现出很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味道,所以我当时提出左翼自由主义怎么能中国化一点,可以产生针对中国的问题意识,还有在基于了解中国现实的基础上给出一个不是照搬西方的解决方案。到现在我依然认为这个说法是成立的。

至于从改良变革之争看自由派的未来,老实说我当时写文章的时候有点悲观,但其中还是有乐观的成分在。但是我现在比当时整体来讲更悲观。从去年到今年,香港反修例运动与疫情两场危机,对中国政府造成了冲击,也对自由派在精神、理念上造成了冲击。而在某种程度上,两场危机下来中国政府的元气有点受损,但是在别的方面得到了补偿,比如民心的凝聚以及民众的支持,两场危机之后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支持度反而可能更高。

当然,接下来这两场危机带来的连锁反应会不会导致不同的变化?我不敢说。比如说,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如果经济没有很好的复苏、失业率上升等问题出现,会不会导致中国政府的应对看上去不(像之前显现的)那么好,这我不敢说,但是至少中国政府在别的方面得到补偿同样很高。

相反,自由派经过这两次危机之后受到的冲击应该更大,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民主体制的很多弱点,使得自由派一贯支持民主体制的立场受到了广泛的置疑,对自由派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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