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纯】已成学术垃圾 新自由主义是否已死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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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19年香港反修例甚嚣尘上之际,很多人看到了中国自由派从“群情激奋”到“哑然失语”的变化。而当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这只最大的“黑天鹅”飞出后,尤其当中国疫情得以基本控制、全球疫情蔓延开来后,中国自由派这一群体又一次主动或被动地完成了从亢奋到离场的角色转换。从香港反修例到新冠肺炎疫情,中国自由派为何失败了?长期以来在中国有着丰厚土壤的自由主义,为何会在现行体制下渐次失语?面对呼啸而来的国家主义与粉红狂潮,自由主义又该如何自我反思与重生?

多维新闻记者日前专访了青年学者陈纯。虽然陈纯被认为是自由派,认为民主政体优于中国现行体制,但其也不时对这一群体进行批判,著有《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行》。本篇为系列专访第四篇(共七篇)。

系列专访第一篇:【对话陈纯】大势已变 自由派需重新审视对手与朋友

系列专访第二篇:【对话陈纯】政治立场引发割席断交 自由派率先文革化?

系列专访第三篇:【对话陈纯】双脚离地顽疾未除 中国自由派又遭疫情重创

系列专访第五篇:【对话陈纯】爱国在心口难开 自由派究竟在顾虑什么

系列专访第六篇:【对话陈纯】“精神内战”已打响 国家主义没有对手恐导致灾难

系列专访第七篇:【对话陈纯】当自由主义遭遇粉红狂潮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后浪”

近几个月美国各地爆发的示威游行中,曾一度掀起“推倒雕像”的高潮,这也被很多评论者视为新自由主义已死的佐证之一。(Reuters)

多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后,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将矛头对准新自由主义,其中甚至不乏预言新自由主义已死的论断。其中,最早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说“新自由主义已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兴凯恩斯经济学派(New Keynesian economics)重要成员之一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说“新自由主义终结”,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说“新自由主义是瘟疫”,如果没有这场不论国别的新冠肺炎疫情,恐怕西方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不会如此直接,更不会如此迫切。

上次采访你时,你也谈到了新自由主义,认为应该将其称为右翼自由主义思潮,或者作为自由保守主义的一部分,并将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出现的新权威主义看做是自由保守主义在某个阶段的变体。你怎么看福山、乔姆斯基等人对新自由主义的论断?新自由主义真的到了即将死亡或是终结的时候了吗?这样的论断,对中国自由主义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纯:福山、斯蒂格利茨、乔姆斯基等学者写的文章,我没有全看,但是从我个人对他们立场的了解,他们所针对性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方面可能不一定相同。

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指的是什么?应该包含小政府、大社会,重视市场经济,主张推进全球化,甚至还包括一定程度的民主政府这么一套东西。疫情过程中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全球化,无论疫情在哪里起源,全球化造成了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疫情在全球的全面扩大,这个我们都是承认的。有的学者反新自由主义,他可能针对的就是全球化这方面,何况全球化还带来了一些国家之间的政治决裂,比如有一些国家认为很多抗疫产品在中国生产,而自己国家不具备生产抗疫产品的方便条件,如果要跟中国购买这些抗疫产品的话,就会受到中国政府某种程度上的掣肘,所以它们会觉得在疫情下全球化带来的政治决裂对自己很不利。

还有经济恢复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中国出现疫情的时候,有很多的东西全球都买不到了,因为相关产品的产业链在中国;到了后期中国抗疫已经告一段落,要复工的时候发现国外疫情变得严重,而很多产品或者零件只能在国外生产,中国这边复工也受到影响。全球化造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这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几个问题,一个是疫情传播,一个是政治决裂下的矛盾,另外一个是全球经济可能会互相拖累。有些思想家是在讨论这些问题。

陈纯:还有些思想家在讨论的是,很多国家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这么一种政治理念,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其所导致的贫富分化矛盾被放大。比如说像美国的医疗制度非常糟糕,很多穷人没有检测病毒的条件,就算检测了也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后来出台财政补助政策(直接给穷人发钱),以及其他一些针对性救助的措施,但是永远不可否认这些措施对很多普通劳动者来讲杯水车薪,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所谓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所导致的,这是一些思想家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面向。

所以不同的思想家在说“新自由主义已死”或者“新自由主义罪恶”的时候,其实他针对的方面不一定相同。我们可以这么讲,在前面所说的那些问题里面,中国政府自己对照下来,有些方面的批评是适用的,或者说中国政府也不能完全免除这些方面的问题,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很多的学者觉得中国政府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其实也带有一定的新自由主义的色彩。但现在这种色彩是不是已经弱化了?

另外,中国政府目前依然对全球化很推崇,中国这几十年来是全球化的受惠者,同时也依然认为全球化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所以中国不会轻易放弃全球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不一定能够证明说中国这边一定没有新自由主义的因素存在。而福山、斯蒂格利茨、乔姆斯基等对于小政府、大社会以及贫富分化、民主等方面给西方国家带来的问题,可能中国这边目前做的会好一点点。

整体来讲,不同的思想家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确实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新自由主义下面的元素太多了,我个人不太建议把它“打包”起来谈论。

多维:所以你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会这么快的终结或者死亡?

陈纯:我个人对新自由主义这个标签没什么好感,它是不是死掉我也不是那么在乎,我只是说如果你要讨论疫情下暴露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可以具体讲它暴露哪方面的问题,比如全球化的问题,比如小政府、大社会的问题,或者说它过分推崇自由市场的问题,还是说它的新自由主义民主体制带来的政治问题,我觉得都可以讨论,但是不要把它太泛化地概括。

多维:其实西方学界提到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学术框架和现实语境,而新自由主义传到中国比较晚,中国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似乎与西方学者存在一些差异。

陈纯:对,确实是这样子。其实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西方的人文社会学界,鼓吹新自由主义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我个人会觉得中国人再去批判这个概念意思已经不大了,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已经是学术上的概念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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