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主义下的抗日 是国府不愿承认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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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的“不抵抗主义”至今依旧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伤痕,并时时引为面对外侮的借鉴。不过仍有少数“果粉”企图通过争辩载有不抵抗命令的电报原件在何处、是不是为蒋介石亲自所下、或只是张学良个人的独断主张,进而减轻国府抗日不力的罪责。然而衡诸历史发展,不论蒋介石有无密令张学良,都无法抹煞彼时的国民党只想戮力围剿中共(安内)、不愿全心对付日本(攘外)的事实。

1928年日军进攻山东杀害数千中国军民,照片为遭日军俘虏的中国士兵。(山东博物馆)

“不抵抗主义”的心态,早在国民党于1928年北伐遇上“济南惨案”时便已萌发。当蒋介石得悉日本蛮横侵占山东与杀害蔡公时(1881─1928年)等多名中国官员后,只能愤愤地自述“我想我们现在还不能与日军开仗,亦不必与他在济南冲突,现时惟一目的,要在攻克北京,完成北伐。故只有忍辱负重,仍旧要与他们设法缓和。如果我们能够攻克北京,完成北伐,不患没有同日军算账的机会”。但讽刺的是,北伐结束后,蒋介石随即又陷入中原大战、汤山事件、宁粤分裂以及剿共等内争,根本无暇也无意愿同日军好好算总账。

在蒋介石“内忧重于外患”的思维下,当1931年中发生日军间谍中村震太郎遭东北军处死、以及日本军警煽诱朝鲜农民排华的“万宝山事件”后,正忙于第三次围剿江西苏区的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接着又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疾呼“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不愿全力抵挡正节节进逼的日本。

而经历1929年中东路事件大败的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实力不若昔日有信心,遂选择服从命令,电告下属“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这构成了“不抵抗主义”的背景。结果在“九一八事变”当日,辽宁省主席臧式毅(1884─1956年)与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荣臻(1891─1960年)便基于国府政策,回报称“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张学良亦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荣臻也随即再度下令东北军“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内则听其侵入”,造成东北全境迅速沦陷的灾难性后果。

蒋介石务求先剿灭共产党再求抗日的“不抵抗主义”,使得张学良(左)也不愿以东北有限的物力人力抗击日本。(Getty)

9月21日,当日军进占吉林时,张学良犹向外国记者宣称“当余闻及日军在东北将有某种行动时,余即命令中国军警收军器于兵库,取不抵抗主义”,蒋介石也决议设置特种外交委员会,将驱离日军的重任寄托于国际联盟身上。隔日,蒋介石又演讲称“此时世界舆论,已共认日本为无理。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法之判断”。然而,稍后国际联盟不肯、也无力对日制裁的态度,表明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将捍卫领土的重责交付给外人。因此高估国联能力与低估日本破坏《非战公约》、《九国公约》决心的国府,无疑得担上应对无方的骂名。

假如国府要以“九一八事变”事起仓促、不及抵抗为借口,那么接下来的锦州撤退与热河沦陷,可就完完全全是国府不抵抗的铁证。自9月23日起张学良在锦州设置辽宁省政府行署与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后,便坐视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1885─1950年)在日军围攻下败退,接着又指望与日本谈判让锦州“中立化”以保住平津乃至整个华北。岂料日军进犯之势丝毫不减,张学良遂赶紧自撤锦州驻军。而在此时承受极大民愤的国府,虽下令张学良得“积极筹划自己,以固强圉”,但也不肯接济饷弹给东北军,以免冲突扩大为全面战争,使得张学良不由抱怨道“是为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感叹“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

结果当国军自锦州撤离后,国府与张学良又不积极防守、及时撤换腐败颟顸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1871─1949年),导致关东军于1932年2月23日一发起进攻,汤玉麟竟不战而逃,令日军得以在3月4日凭恃区区128名先遣队就兵不血刃地夺取承德,这委实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极大的国耻。对比之下,同时期坚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一二八事变”期间英勇抗击日军,便获得中国人民极大的赞誉。但无奈国府坚持交由国联调停,甚至命上海市政府取缔抗日运动,亦不愿全力支持十九路军,致使日军的侵略气焰虽受一时打击,但最终更轻视中国,认为国府不过是个不敢抵抗的软弱政权,从而埋下七七事变的种子。

胡适多次主和不主战,甚至不惜牺牲东北领土,招致了不少舆论的指责。(搜狐网)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难,蒋介石依旧认为眼下要务为消灭共产党,还宣布“凡是阻碍剿匪进行怕匪或造谣的一律以匪共待之,必加以严厉的处置”,这令失败主义的空气不时弥漫于舆论中。譬如表面上呼吁日本停止侵略的胡适,竟在明知国联无能的情势下,仍挥毫主张“我们不应该抛弃国联”,并形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完全无视报告中批评中国也得担负“九一八事变”责任的字眼,还称许报告里形同架空中国主权的“满洲自治”方案,认为中国政府聘雇日本人为东北自治政府顾问和不能于东北驻军的规定,是“为地方的安全计,为三省人民的福利计”。

当友人邀胡适一同联名宣言抗战时,他不仅拒绝,并托辞中国现代化不足:“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这种“不抵抗是为了争取国际奥援、保全国家”却又宁可亡国不愿作战的矛盾论调,始终贯穿在国府与胡适等亲国民党的文人身上,形塑了渠等对日处处妥协忍让的态度。因此不管十九路军、马占山、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东北抗日义勇军等多股官方与民间武力如何活跃,国民党都不肯放弃“先安内后仍攘外”的基调。

所以即便是在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虽宣言抵抗,但仍未放弃与日本谈判周旋的机会,蒋与胡适甚至考虑过以承认“满洲国”为代价换取日本停战,但旨在鲸吞整个中国河山的日军岂肯缓下杀伐脚步,且在扶植汪精卫政权后更不再把国府视为谈判对象,这才使蒋介石的谈和念想破灭。可见当外敌逼迫愈甚时,愈是退让、愈是会激起外敌的贪欲,愈是会损失更多主权,虚幻的道德制高点,绝对挽救不了受损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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