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从内蒙古教材风波看习时代民族政策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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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内蒙古自治区使用统编教材而引发的风波,成为防火墙内外过去一个月讨论最为热烈的中国社会事件。目前,虽然表面的争拗与冲突已渐次平息,但由此引发的利益之争,暴露出的治理短板,以及更为深层的民族问题,依然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提到内蒙古自治区,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是辽阔的大草原,想到的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般的世外风光。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尚且早两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作为中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被时任总理周恩来称为“模范自治区”,而后即便1981年因“28号文件”引发当地学生罢课、抗议乃至进京上访,总体上仍够得上“模范”之名。当这样的“模范自治区”今天也开始出现抗议示威时,人们便自然开始怀疑:一向温和的内蒙古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新疆?中共的民族政策是不是真的出了问题?

8月底,内蒙古教育厅传达要求自2020年秋季学期起,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中小学的语文、道德与法治、历史三门科目,要逐渐转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内蒙古引起舆论波澜。(多维新闻)

事出有因

内蒙古自治区抗议事件是突发的,但教材改革是酝酿已久且是“全国一盘棋”的。8月26日,内蒙古教育厅发布《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文件规定从2020年秋季开学起,内蒙古民族语言授课的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开始使用全国通用的语言教材。在今后两年,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政治课和初中一年级的历史课也逐步开始改用汉语授课。

此方案一出,旋即成为投在内蒙古大地的一枚震撼弹,虽然此前已经有一些风声传出,但当切实的政策落地,当地蒙古族人还是很难接受。在不少人看来,这就是政府在搞汉化,在搞文化灭绝,而且严重违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承诺的种种。于是不少学生和家长走上街头,以及通过社交媒体等平台表达不满与反对。不少蒙古族的精英群体也选择站在抗议者一方,捍卫本民族的传统与文化。

教材无小事,民族问题更不是小事。这样的双重迭加导致的社会冲突,必然触动当地政府乃至中共中央的神经,故而必然会刺激有关部门动用最高维稳力量平息事态。不出所料,紧随社会抗议而来的,是当地严丝合缝的言论管控以及社会管制。9月2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公安分局分四批发布协查通告,共通缉129人,并将此次民众抗议定性为“受境外势力煽动”;9月3日,巴彦淖尔市公安局发布《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涉国家统编教材使用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表示有“别有用心”人士歪曲国家政策,造谣传谣,煽动、挑唆民众非法集会、游行,警方将依法严厉打击;9月10日,内蒙古多地公安局用蒙文、汉文发布《关于加强微信群管理的通告》,同时中国境内唯一蒙文社交媒体平台“Bainu”被关闭,据悉该平台约有40万用户。

在言论管控和社会强力管制的过程中,当地教育局和有关部门一直在做着解释政策和纾解民愤的工作。比如通过新闻发布会最先明确“全国一盘棋”和“五个不变”:“近年来中国国家教材委员会组织专门力量统一编写语文、政治、历史三科教材,自2017年开始就在全国所有中小学统一使用。今年开始,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在内的6个省区也开始使用该教材。国家除了对民族语言授课学校的国家统编三科教材使用进行部署以外,并没有对其他学科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进行部署,其他学科和其他年级课程设置不变,使用教材不变,授课语言文字不变,蒙古语文、朝鲜语文课时不变,现有双语教育体系不变。”

此外,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还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陆续推出“关于统编教材,有问必答”的图解,事无巨细地回答着家长、学生及社会各界的关切,并表示“在推行国家统编教材过程中,如有疑问,应通过合法渠道反映”。所涉及问题,既有国家层面的问题,比如推进国家统编教材使用是党中央决定的吗?国家对于内蒙古自治区使用三科统编教材有明确要求吗?三科教材改革是否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规有矛盾?也有学生及家长普遍关注的问题,比如少数民族学生会在考试和升学中“吃亏”吗?现行政策分三年推动三门课程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教学,会不会在这三门课程之后,再推动其他课程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导致蒙语教学削弱?还有涉及到教师群体的问题,比如蒙古族老师不会汉语授课会不会转岗等。

如果抛开民族情绪,这些解释是实事求是的,可正如香港修例风波一样,虽然本身是正当且迫切的,但当“反送中”的口号响起,再多的解释和安抚也不起作用。具体到这一次的内蒙古风波,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原本是增量改革,并不是要替代原有的语言和教学课程,与“变”相比,更多的是不变。可当人们被“汉化”、“文化灭绝”等极端论调裹挟一番后,便轻易接受了这一套说辞和逻辑,于是越来越多的当地蒙古族人闻风而动,抗议很快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其内在逻辑再简单不过,那就是如果今天不站出来保卫蒙语和蒙古族文化,就是对汉族的投诚与对本族人的背叛。也因此,再多的解释工作,很难在群体亢奋之际起到实质作用。加之当地政府部门在应对过程中处理手法的失当,更加剧了民怨的烈度与广度。

政策之变

就事论事,发生在内蒙古的教材风波,是地方政府治理失当以及民族矛盾一触即发的一个小切面,但放在更大范围来看,该事件同时又是习时代民族政策之变这盘大棋之下的阶段性结果。

戳大图,多维新闻记者实地探访内蒙古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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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好奇,习近平自十八大上台至今,其他方面的改革大刀阔斧,可民族政策变了吗?虽然目之所及,不管是被西方媒体称之为“再教育营”的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设立,还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泛清真化、防“沙化”、“阿化”运动,好像都在不断加深外界关于“中共的民族政策正越来越收紧”的印象和顾虑,但具体政策层面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未来会向何处去,很多人还是一头雾水。基于此,“看不懂”的各路媒体和围观者,只能每每在发生具体事件时,简单归为“中共对少数民族的戕害甚至灭绝”。

其实这样的“看不懂”与不明就里,有着很客观的原因,那就是民族问题之于中共,如同“六四”与“文革”一样,历来是中国政治中的敏感话题,所以很多问题很难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回顾历史,从新中国成立至进入二十一世纪前,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在此基础上,中共民族政策的主基调便是,延续1949年以来的“民族”话语体系和基本制度政策,继续强化五十六个“民族”各自的政治认同和集体权益,淡化“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主张通过进一步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与强化民族优惠政策来保护少数民族的特殊政治权利和各项群体性利益。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一系列震惊中外事件的发生,比如2008年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等,倒逼中共高层和民族政策研究者开始反思并探索新时期的民族政策改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为代表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第二代民族政策主张者倡议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加强国家认同:政治上推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坚持平等地向每个民族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经济上促进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推进各族公民混居杂居;文化上坚决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对每个民族进行文化改造,强制推行普通话,防止宗教极端主义,培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

可以说,在2014年中共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会议召开前,中共延续着第一代民族政策,学界则在呼吁第二代民族政策,期间有关“中华民族”是否客观存在的理论争论此起彼伏,未有定论。待到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一些争论才终于尘埃落定,而且有着习近平一贯的改革风格,那就是“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坚决不改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该制度之于中共民族政策类似于“四项基本原则”之于中国改革开放“四梁八柱”的意义,故而该次会议再次明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可动摇,因为“民族区域自治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我们的民族政策都是由此而来、依此而存。这个源头变了,根基就动摇了,在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等问题上就会产生多米诺效应”,“在改革问题上绝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大的制度和方针政策不能搞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否则没有不跌跟头的”。此外,明确否定新中国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曾“照搬了苏联模式”,指出中国今后不可能照搬“美国模式”,但是明确提出中国应当借鉴国外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表明在目前“取消民族身份”的做法不可取,国内的五十六个“民族”不会改称“族群”,身份证上的“民族成分”不会取消等。

那什么又是该改的呢?这其中既有新的历史阶段的客观环境之变,亦即“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行多年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民族工作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也有过去只强调“多元”和自治而忽略“一体”和统一,催生出不少实际问题,倒逼“四个认同”的提出,亦即“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落实到政策层面,便是“统一与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藉此认识论层面的“四个认同”和方法论层面的“两个结合”,终极的目标则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报告以及2018年的修宪,都对此给予进一步确认和夯实。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是在2014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其中首次明确了中央“全面管治权”与香港“高度自治权”的关系。对这一对关系的重新厘定,虽无关民族政策,但内里逻辑和思路是一致的。按照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在《中国香港 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一书中的分析,“一国两制”方针脱胎于北京对台政策已为人所共知,但它与北京解决西藏问题的内在关联少有人注意。事实上,毛泽东在1948年阐述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思考时,就把西藏与港、澳、台问题放在一起,只不过西藏是传统的陆地边疆问题,而港澳台是近代中国才逐渐展现出来的海域边疆问题,二者既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互贯通之处。可以说,今次民族政策之变与北京对港“全面管治权”与香港“高度自治权”的厘定,都很好左证了这一点。

未来走向

理解了这样的政策之变,就不难理解从新疆、西藏一直到内蒙古自治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的教材统编举措了。因为在中共看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只能通过教育来实现。习近平自十八大以来在不同场合反复说过,“搞好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在首次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表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至此,新疆与西藏已经完成了教材统编。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该“意见”在第四次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四个认同”基础上,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构成中共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意欲增至“五个认同”。联系到习近平在今年9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讲话时提到的“五个绝不答应”,尤其是其中“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似乎更能理解为何会从“四个认同”增补为“五个认同”了。

2020年9月15日,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广场上,蒙古人抗议中国计划在内蒙古的学校中引入只使用汉语的课程。(AFP)

如果说2017年至2018年在新疆和西藏顺利推行统编教材让中共看到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希望,那么2019年旷日持久的香港修例风波,尤其是香港在教育和教材上的深层问题与巨大漏洞,则让中共在备感危机的同时,更加夯实了进行教材改革的决心。2019年11月下旬,北京师范大学教材研究院院长韩震在题为《论三科教材“统编”:教材是国家事权》的长文中,结合香港修例风波带来的教训指出,“教材作为教育过程中最基本的遵循,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尤其意识形态色彩比较重的‘三科’(语文、政治、历史),如果每一教材各省编各自的,中国文化差异还是有的,这么大的大国,编成以后差异性就会越来越大,差异大了就是断裂,时间久了就容易分裂。”

“要尊重规律,把握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方向,而不能无视民族共性放弃引导,也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忽视民族差异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既然民族政策的基本盘和大方向已定,那么以内蒙古教材风波为镜鉴,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的有关部门也是时候红红脸、出出汗了,否则一着不慎,带给整个中国的,不只是断裂,而可能是不可挽回的分裂。

本文转自《多维CN》062期(2020 年10月刊)《从内蒙古教材风波看习时代民族政策之变》。请留意062期《多维 CN》、059期《多维 TW》,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地区各大书报摊及便利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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