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外卖骑手困境:算法狂奔下的三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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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穿梭在大街小巷,是提升城市运转效率的“螺丝钉”,他的生存现状引发热议。

他们可能不会用多出来的8分钟让奔驰在路上的电动车走得更从容一些,相反,他们会接更多的单。

一篇全方位解析外卖员行业生态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作为中国互联网上最新的爆款文引发热议。不仅文中点名的两大外卖平台“饿了么”和“美团”瞬间被卷到舆论风暴中心,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外卖员这一“最熟悉的陌生人”群体,或同情或理解,或通过表达对平台的不满来间接声援。

身着颜色鲜艳的制服,头盔上偶尔加上如兔子耳朵、小龙虾造型等应景的装饰,外卖小哥们骑着电动车狂奔在城市街道上,他们的身影是城市生活中一个鲜明又常被忽略的符号,人们与之发生联系大概只有在接过餐食之后的一声“谢谢”。

外卖系统的算法高速运转并频繁迭代,作为科技与物理世界连接的桥梁,外卖员被迫随着虚拟算法的升级而提升“肉身”性能,正如被人们所诟病的那样,资本与科技的狂飙无限契合,唯一承压至崩溃边缘的只有外卖员而已。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外卖员个人其实也扮演了压榨自己的角色。那篇文章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两种选择之下,不少外卖员还是选择了要求更苛刻,但薪资更高的平台。

阿里巴巴旗下外卖平台饿了么先于美团对此事进行回应,表示将在消费者端,增加多等5分钟到10分钟的按钮,平台视情况给予红包补贴。不过,饿了么这番回应并没有因先发声抢占舆论先机,反而因为对直接问题视而不见,试图将矛盾转移至消费者和外卖员之间的做法,瞬间被淹没在批评声之中。

9月28日,一个美团的站点在早上上班前,主管人员在给外卖员开会。

与饿了么相比,美团略带诚意的自我审视显得高明了不少。自此,外卖员困境的第一层矛盾也显现出来,即外卖员与平台之间的天然矛盾。平台之间通过“拼速度”来讨好受众,增加竞争力,困在这个系统里的外卖员只能拼命追赶,与生命赛跑。

看起来平台只是一个工具,背后是算法,是企业,以及谋篇布局的资本家,但这个精巧的结构足以将数量庞大的外卖员群体深度捆绑为之奔忙,建立在算法之上的行业生态也变得无比牢固。文中提到,美团骑手总数达295.2万人,饿了么骑手注册数量为300万人。近600万人,构成了骑手的生存生态。外卖平台也据此设计了一套巧妙的转移责任的规则,平台将派送业务承包给外包公司,脱离了与外卖员的直接雇佣关系。保险问题由骑手购买意外伤害险,骑手发生交通事故,平台则可以推给保险公司。

现实情况是,在需要履行保险的情况时,很多外卖员会在复杂的程序面前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外卖员的派送速度在市场竞争中,是平台兜售服务的最大卖点。可以说,构成外卖生态的所有因素,如算法追求极致、资本趋利避害、市场竞争以及外卖员,都没有慢下来的可能。

起著纽带功能的外卖员,自身权益却游离在所有强大的保障体系之外。外卖员是随着大数据时代崛起的新兴职业群体之一,他们当中很多人曾是流水线或者建筑工地的工人,外卖这一职业更看上去更自由、门槛似乎更低,且解决了大量就业。也因此,对效率的追逐,或者在薪资激励下,对于安全的顾虑和一些潜在风险,逐渐被边缘化。

一个新兴群体面临共同困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是社会治理的新挑战。若将该话题略加扩展,便可以将这个具体问题归结在社会治理者与新兴群体之间的矛盾当中。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科技进步极大地提升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同时也会制造新的矛盾问题乃至伦理问题。对于社会管理者而言,解决问题的速度必然落后于问题产生的速度,这也是外卖员困境中的第二层矛盾,即社会治理的水平未能赶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文章记录了一个温情的故事,交警替因违反交通规则被扣下的外卖员继续完成手中的订单,基层交警理解外卖员在“超时”压力之下的困境,但同时这个群体也是他们的重点执法对象,面对这一现状,交警也只能表示心情复杂。

科技发展注定会在未来逐渐填补当前科技手段未能完全覆盖的物理世界真空,到那时或许就是搭载人工智能的机器代替外卖员穿梭在城市的街道上,因此,眼下我们对外卖员个人安全的担忧也会随之消失。但将来还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以此为生的外卖小哥们又该往何处去。以现在为坐标往前看,社会治理者如何才能保障当前被模糊处理的外卖员的利益,以及未来如何安置可能被科技抛弃的这一群体,是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如果说在外卖员将打包好的各式盒饭递到消费者手中之前,涉及了前文提到的企业与外卖员、社会管理者与新兴群体这两对较为抽象的关系,那么到最后一个环节,外卖员敲开消费者的门,就是经过复杂运算之后,建立起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牛津大学人类学家项飙曾提出“附近的消失”这一概念,按照项飙的论述,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推平了“附近”,越是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越没有“附近”的概念。人们只关心家里和世界发生的事,对“附近”不关心或者无感,这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同情和尊重,人变得更加情绪化、极端化。外卖员群体填充著消失的“附近”,故而自然而然地成了承载消费者极端情绪的人。用项飙的话说,“反思能力的下降,一切东西仿佛没有距离,快递马上把东西送过来,不能达到你即刻的欲望,就会很恼火。但你不会去考虑快递小哥和你的关系,因为这不是一个常规性的关系,每一次、每一个即刻都是不一样的快递小哥,你就这样被一种方便感裹挟著从一个即刻到下一个即刻。”

这是一种牢固而脆弱的关系,牢固在于“个体对复杂技术构造出来的抽象系统高度信任。如果不信任,不可能有这种即时性、方便感”,而脆弱则在于,鲜少有人关注这种关系的细节。

当这种关系随着算法不断发展长期运作起来,普通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逐渐异化,两端的人们彼此依赖但又相互漠视。当然,改变这种关系,在更多的个体加入反思之后,或许使得一部分被剥夺的温情回归,但是寄希望于通过这种关系的改变来挽救局面,也只是一种美好的想像罢了。

这是第三重困境,也是范围更广的命题。科技发展,提升生活便利的同时,社会群体应该有一种内在动力始终警惕,冰冷的算法狂奔,带走了什么?

困在系统中的,并非只有外卖小哥。

本文转自《多维CN》062期(2020年10月刊)《外卖骑手困境:算法狂奔下的三重反思》。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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