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乌托邦支撑不了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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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新动力的报告,报告称城市化和产业将帮助中国在2030年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寻找中国经济的新动力迫在眉睫,摩根士丹利的这份蓝皮书所阐述的内容又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称“中国的互联网、数字经济以及建立城市基础建设群等相关改革需要加强推进,特别是数字经济方面,摩根团队认为数字基建,如5G基站、工业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都有助于缓解中国常见的大城市病。

总体来说,摩根中国经济新动力蓝皮书团队认为,如果中国积极拥抱新技术,奋力打破旧桎梏,那么在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进一步升至75%,增加2.2亿新市民,同时生产率增速在全球保持领先,从而实现人均国民收入比当前翻一番。从宏观领域到微观领域摩根团队认为中国这样的城市化2.0前途非常光明。

中国的城市化未来前景光明,但需解决诸多问题。(视觉中国)

诚然,在摩根士丹利精致的数字模型支持下,数字城市似乎成了中国经济未来新动力的不二选择。但依靠大家寻常理解的“新基建”内容,可能并不是未来寻求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唯一选择。

大概在“十八大”之后,中国开始强调数据驱动和高科技,渐渐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言论,看似中国走向了一条科学精神的发展道路,然而在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看来并不尽然。陈功认为,客观的来讲,科学及其科学的进步,实际是富国的一种消费,就如同艺术品总是富人的消费一样。当然了,科学有其巨大的贡献,但那是科技真的搞成了之后。但作为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中国不是所有人都搞得来科学,因为大多数人面对适者生存的环境,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为生计奔波。然而所有科学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更会有大量资金耗空。科学界打着”造福老百姓“的幌子的远比做实事得多,其实他们不是真的存心欺骗,而是科学的认识永远是渐进的,成就者终究是少数,牛顿只有一个,当然放在科学研究上的钱,也就落空。

在如今强调发展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等高科技的时代,有一个问题非常值得所有人去思考,科学、数据、高科技与社会繁荣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从陈功的视角来看,答案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尤其是简单到利用科学来铺垫致富之路。

现实与未来是接轨的,一个国家按照数据驱动的模式向前发展,根据数据论和统计论向前发展,将国家的发展期望,将好不容易推出的、攸关国家未来命运的新基建,寄托于数据驱动的基础上,这在中国并不现实的。

科学训练没有速成班,中国的人口素质并不会因为各大高校扩大招生而发生一个质的提高。14亿人直奔数据科学而去,直奔新基建而去,这也许会是一种科学乌托邦,它就像漂浮在空中五彩斑斓的气泡一样,里面包含了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太多新概念,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科学乌托邦只能承载我们这个14亿人口大国中的小部分人工作,他们也许因此发财致富,而大多数人的工作与此无关,还有可能稀里糊涂的掏钱买单。

2020年9月3日,北京的一场科技展工作人员在介绍一款智能运动漂浮设备。(中新社)

在解决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的问题上,安邦和摩根士丹利的观点有分歧也有相同,我们都认为中国经济的确需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但是与传统的大修大建不同,安邦认为建设消费型社会,注重国内市场空间再开发,完善长江经济带建设,和氢能社会建设的准备工作才是当下解决问题的关键。

早在2018年,陈功就敏锐地发现中国必须要向消费社会前进。中国一些城市规划者最大的问题,就是以为“世界工厂”可以永生永世的做下去。现在各大城市都对建设某某中心趋之若鹜,但事实上,这个中心,那个中心,千中心,万中心,最重要的是建立消费中心,要让人能够在城市立足、落脚,能够让人把心放在城市里,能够安全、健康和舒适的生活,这比什么都重要,同时也是中国城市今后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与此同时,在陈功6月的报告《“长江经济带”地缘经济价值再认识》中,陈功认为长江经济带是中国经济新动力的突破口。在高标准环保的基础上,中国可以大规模重启长江经济带的建设,重点推动长江经济带西端的经济发展,沿着长江经济带构建一个东西平衡的经济空间,以此对冲外部环境巨变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平衡中国经济增长,扩大消费空间,拉动消费增长,同时推动并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转型。安邦所做的匡算显示,目前在中国长江经济带的东西两端,GDP增加值的差距在1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存在明显的“2倍差”现象。

发展差距带来了政策空间,一旦中国在长江经济带的东西两端实现了基本的均衡发展,则中国的中西部市场空间将会迸发出巨大的发展动能。不出意外的话,西部市场的空间成熟之后,3年新增GDP增加值几乎相当于现在全国地方债的总规模,这实际上为解决令人头疼的地方债务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发展空间和潜力十分巨大,前景可期。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内部“大放水”政策窗口期已过的背景下,以新的方式来发展长江经济带是一个重要思路。简单来说,提出发展长江经济带的建议,是从地缘战略角度去扩张内部需求。中国今天面临的局面——逆全球化、在外部被围堵、大洪水、内循环、消费、……,如果不创造新的市场空间,能解决中国的消费问题吗?能消化过剩产能吗?过去几年中国大力推动“一带一路”,是为了寻求外部市场空间;现在重启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是在打开国内的市场空间。

除了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一直以来,安邦智库都是发展氢能产业、建设氢能社会的坚定鼓吹者。安邦智库对氢能的政策研究并不限于新能源汽车,我们考虑的是更大范围的“氢能社会”的建设。要强调的是,氢能社会并不只是一个产业发展的技术路线选择,而是一种覆盖技术、能源利用、市场与消费体系的战略选择。在当前国内高度强调“内循环”、兼顾“双循环”的背景下,氢能社会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内循环”和“双循环”战略的实质,是挖掘国内市场空间,发挥国内市场的潜力。在安邦智库提出的两大抓手中,其中之一就是建设氢能社会(另一个重要抓手是“长江经济带”)。

当然全国多个地方都投入氢能产业时,可能会在短期内出现一些同质竞争的局面,也并不是每一个地方的氢能产业发展都能成功。但是,由于氢能社会是一个包含了技术、工业生产、市场应用和社会配套的庞大体系,一旦它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经济系统,它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将是巨大的。在国际环境变化无常的情况下,对于一个氢能社会的国家,即使是再发达的非氢能社会“霸权”国家,也难以进行制裁。

发展国家经济最终是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只有当大多数人从中获益才可以实现社会繁荣。作为大国经济,中国的整体经济形态不可能是单一的,肯定是既有大规模的生产制造,也有大规模的消费和服务,长江经济带的合理运用会加快中国转型为成功的消费社会。对待中国的经济发展动力,我们需要严肃认真的发展精神。过去的中国是这样,所以我们发展起来,现在也不能丢掉严肃认真的发展精神,必须脚踏实地工作,中国才能走向真正的繁荣。

(陈功,安邦智库(ANBOUND)的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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