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文革”定性 乌龙事件背后的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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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北京庆祝粉碎“四人帮”,十年文革結束,但思想禁锢并未解除。(VCG)

日前,中国大陆刚刚启用的新版“部编版”历史教材似乎恢复了1981年中共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定性。这一事件连同稍早前中国左派舆论阵地《中流》杂志的“复活”,触发了沉寂已久的意识形态纷争,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思潮领域激起了不小的浪花。经过始于中共十八大前后的舆论空间整顿,中国一度喧嚣的“左右之争”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可如今,这两次事件让人们意识到,它从未在中国社会消失。

乌龙事件引发的争议

在中国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的背景下,9月初返校的中小学生开启了新学期。然而,刚刚拿到新课本的高中一年级学生会发现,今年的《历史》课本“变”。被要求全国统一使用的部编版新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几乎彻底抛弃了曾经被广泛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简称人教版)内容,而其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表述引起舆论场的关注。

一些声音认为,新的部编历史教材对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争议事件的定性再度发生了改变,重新“恢复”了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的表述。而在2018年的课本中,对文化大革命的表述去掉了“错误发动”,将一场“动乱”淡化为“最严重的曲折”。据此,这些声音认为,对文化大革命定性的变化意味着一种风向的转变,意味着北京意识到进而扭转社会上下“左”转所造成的思想混乱。

不过,经本刊记者核实,这些声音可能只是一厢情愿。首先,部编新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恢复”了1981年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这件事的确是事实。

2018年8月份,中国教育部组织修订并颁布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并同步启动各科教材编写。文件规定,从2019年秋季学期起,全国各省(区、市)分步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而人们所看到的正是按照新课程标准由中国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新教材。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该教科书沿用了历史决议的语言:“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其次,这套新教材因为由教育部组织编写所以称为部编版,以区别于早前被广泛采用的人教版教材,但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部编版新教材不是对人教版的修补,而是因应教学实践的重新编排,其重要变化彻底打破了专题式编排,重新恢复传统的时间顺序编排。

即便是人教版“旧”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也从来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既有定性。在第六单元《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国家统一》第21课《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中,《文化大革命对民主法制的践踏》一节的表述如下。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他错误地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经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为此,他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毛泽东的错误。

可见,在人教版教材中,毛泽东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等措辞并未否定历史决议的定性。部编版重新恢复了历史决议的定性语言,从这点看它更“忠实”于历史决议。不过,认为中共“恢复”文化大革命定性并可能透露了某种政治风向,显然是过度联想了。

其实最需要检讨的不是人教版《中外历史纲要(上)》,而是2019年全国统一采用的部编版义务教育阶段八年级(初中二年级)下册《历史》课本。自2017年开始,中国教育部逐步推行中小学部编教材,通知2019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全国所有中小学生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都使用统一部编版教材。而学生们拿到的教材《中国历史(下册)》第二单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第6课《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对文化大革命的表述如下。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挫折,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它的发动,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很短,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在探索中走了弯路。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

当初,这一表述引起不少争论,被认为是对文化大革命定性的大幅更动,甚至有模糊和洗白嫌疑。

其实,此次文化大革命定性变动乌龙事件中,被某些人拿来对比的内容正是出自这一初中历史教材。但是八年级的部编教材早已于2019年获采用,迄今并无消息显示该版的文化大革命定性语发生更动。

“左右之争”暗涌

此次文化大革命定性争议虽是乌龙事件,但不可否认其中有着深刻的背景。

2013年以来,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提及1949年以来的共和国历史。2013年1月5日在新晋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研讨班上,习近平抛出著名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不容相互否定的论断,称“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习近平在提及毛泽东晚年错误(主要是指文化大革命)时,他认为“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

毫无疑问,习近平的上述新论述被“反映”到近年陆续采用的中小学新版教材中。但是,有理由相信,习近平言论需要放在具体语境中完整理解,而绝对不适合被断章取义“剪裁”到教科书中,否则遗患无穷,会造成思想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也提及文化大革命,以“左”的错误、“十年浩劫”称之。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仍以“十年动乱”形容它,延续了历史决议的定性。这些判断完全没改变原有的定性。

当下这场乌龙事件,表面上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四十四年后,在今天仍充满争议性和敏感性,但潜在的信号意义是,它和8月刚刚“复活”的左派舆论阵地《中流丛刊》一样,折射中国社会从未消失的“左”和“右”的社会思潮暗流。

中共十八大前后,中国社会左右纷争不断,甚至一度呈现多种思潮并存的繁荣局面。它们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的不同主张,对历史尤其是1949年以来历史争议的分歧,曾深刻影响着当时的中国政治风向。习近平警告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中共积极地介入了意识形态的重新塑造,“左”和“右”的多元思潮经过数轮论战相继被主流的正统价值观所取代而归于沉寂,但是中国社会的多元特质注定这种思想多元必然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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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多维CN》062期(2020 年10月刊)《“文革”定性 乌龙事件背后的暗潮》。请留意062期《多维 CN》、059期《多维 TW》,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地区各大书报摊及便利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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