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观察|“总书记”地位的再度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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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上台后重建了“中共总书记”的权威,改写了中共党内的权力结构。(新华社)

“中共中央总书记”将拥有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和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会议四大最高级别会议议题的唯一确定权。

10月12日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共党内法《中共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事实上肯定了中共最高领导人这项意义深远的“特权”。这意味着,除非经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批准,在近400人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休会期间,掌握实权的最高级别会议如果要通过某项提议,就必须首先获得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确定,以便该提议能够进入这些会议的讨论日程中。

其第六章“决策部署”部分的具体原文是如此表述的:

第二十四条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议题由中央政治局在党内一定范围征询意见后确定。 第二十五条 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般定期召开,……会议议题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确定。 第二十六条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一般定期召开,……会议议题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确定。 第二十七条 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指示要求,中央书记处召开办公会议研究讨论有关事项。会议议题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确定。 第二十九条 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指示要求,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召开会议,……会议议题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确定或者审定。

这被普遍视为中共总书记的一次“集权”。在此之前,中共党内法只是在党章中规定了总书记的“角色”。它只是模糊地规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事实上,这份刚刚全文公布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可能是中共建党迄今首次就掌握党、政、军、民、学各方实权的中央委员会进行如此级别的党内法约束。

如今,以省部级以上中共党员为主的中央委员会脱胎于中共建党之初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7年中共五大后成立,是由全国党代会选举产生并选举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权力机关。(这次会议同时也第一次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但是,在过去数十年时间内,中共很少以规范性的权威文件界定其运作机制。

少有的一份文件是1938年11月6日,扩大的中央第六次全会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彼时,中共实行集体领导,以书记处负责日常事务,而中央政治局同样拥有“指导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期间之一切党的政治的组织的工作”的权力,为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主席为最高领导人其实是后来才慢慢形成的。

对于中央政治局的运作,《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规定,“每三个月左右至少须开会一次。有半数以上政治局委员到会,即得举行会议。会议之决定与通过之文件,须经半数以上政治局委员同意后,认为有效并须立即通知未到会的委员”。同时,“有四分之一以上政治局委员提议召集政治局会议时,书记处必须召集政治局会议”。

可见,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中央政治局主席,以及后来的总书记都并不是决定政治局会议等高级会议的因素。

正如人们所看到,事实上,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确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角色。

习近平在上台后新成立或者升级了不少正如国安委这样的议事协调机构,能够直接地在特定领域体现总书记的意志;在整顿军队风纪和军改的过程中,他在建立个人威信的同时,还重申了军委主席负责制;当然,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新一代领导核心,他重新树立了总书记这一角色在党务系统内的地位,总书记不仅要接受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汇报,党和国家机器的主要党务负责人也要每年向其述职……

事实上,如果对比《中共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和5年前它的姊妹篇《中共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的规定,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同为“书记”却拥有不同的职权,比如有关地方常委会的召开,地方各级党委书记是无权如中共中央总书记那样独立确定会议讨论的内容的,其他常委的建议权被明确固定下来。根据《中共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会议议题由书记提出,或者由常委会其他委员提出建议、书记综合考虑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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