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话语中的“勿谓言之不预”究竟剑指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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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5日,中国大陆《人民日报》刊发《站在历史正确一方——告台湾情治部门书》,并由《人民日报》微信公共号转载,将标题前段改成“勿谓言之不预也!”,由于此话在历史上总是伴随着如艾森豪威尔访台、中印战争、中苏交恶、中越战争等重大事件,故引发热烈的讨论。

2020年10月15日,中国大陆《人民日报》刊发《站在历史正确一方——告台湾情治部门书》,并由《人民日报》微信公共号转载,将标题前段改成“勿谓言之不预也!”,引发热烈讨论。(《人民日报》微信公共号)

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原用于国内事务

“勿谓言之不预也”原本出自晚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小说的第十九回,整饬吏治的谕告中,意为“事后别后悔,不要说没跟你事先警告过”,用在上级对下级的敲打与警告。而在中共话语体系中的“勿谓言之不预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基本都是用在对内事务上。其首次出现,是在毛泽东于1940年1月9日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原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呼吁中国资产阶级应以全中华民族的命运为重,停止“剿共”,中共愿意联合一切抗日力量,集中对付侵华的日本帝国主义,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把抗日的事业弄个胜利,才是上策,否则一概是下策,……勿谓言之不预也”。

其次是在1946年12月11日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布告》。当时《人民日报》还只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机关报,所谈的内容也还只是警告地主、村霸与和国民政府有联系的“还乡团”等人员遵守法令,不要阻挠“减租减息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运动”,禁止出现反攻倒算。

这句话的第三次出现,是在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身份,于1949年1月28日发表《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同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呼吁逮捕1948年12月25日中共提出、包括冈村宁次与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在内的43名战犯,才能缩短内战时间,给人民减轻痛苦。但这次只是中共对南京政府的要求,并非出现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

再如第四次是在1949年2月1日《和平结束北平战事经过》,当时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东野)和华北军区野战军发起平津战役,东野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于1月16日致信国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劝告傅能缴械开城、军队接受改编,否则等北平城破之日将从严惩办、绝不姑宽。

逐渐转向涉外事务使用

国共内战结束,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加上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获得美援支持得以转危为安。1960年6月1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为表示反对美方干涉两岸事务,前一日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表《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宣告将在艾森豪威尔抵台前(6月17日)、离台当天(6月19日),“依照单日打炮的惯例,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打炮‘迎送’”,“胆敢扰乱伟大的反美武装示威,必遭严惩,勿谓言之不预!”

1962年中印战争时,解放军为克服艰难的运输环境,亲自以扁担挑着120毫米迫击炮送往前线。(中国历史研究院)

到了1962年的中印战争期间,“勿谓言之不预”才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涉外事务的用语。该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是可忍,孰不可忍!》,指称印军在中印边境开火,造成一名解放军军官身亡、一名士兵重伤,并警告:

如果印度部队在中国部队的防御行动中仍然开枪射击,则中国部队必将坚决自卫,而印度方面在中国自卫火力下的任何伤亡,都必须由印度方面自己负完全的责任。局势是险恶的,后果是严重的,我们要正告印度当局,勿谓言之不预也。
《是可忍,孰不可忍!》,1962年9月22日

然而警告无效,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0月12日向新闻记者谈话时公开宣称,印度军队已接到“解放我们的领土”的命令,等同向中国宣战。就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的一个月后的10月20日,中印边境战争(又称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爆发。由此开始,“勿谓言之不预”被视为中国大陆官方对外交涉的严正警告,预示即将爆发战争。

1969年3月,中苏于珍宝岛爆发激烈武装冲突,即珍宝岛事件。(Getty)

珍宝岛事件与中越战争

1950年代末,中苏关系由于意识形态与战略分歧,双方逐渐形同陌路,1949年以来的“一边倒”外交氛围已不复见。1960年,苏联无预警召回驻华专家与撤回援助,当时正逢“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此举使得中国经济雪上加霜;1963年7月,苏联针对中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进行全面批判,导致同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的文章(九评苏共),史称中苏论战。1964年5月7日,中共中央致信苏共中央,批评苏联在第三国际已取消的情况下,“片面地决定召开全世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召集一部分赞成你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的党”,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团结,“勿谓言之不预也”,苏联需承担分裂的责任与后果。

中苏论战后,两方的误解不仅没有化解,关系还每下愈况。1967年,中苏两国在边境上屡屡爆发武装冲突;7月3日,新华社发表《我外交部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批评苏联驻华商务人员进行非法的窃取情报活动:

我们要严正警告你们,中国广大革命群众决不容许你们在中国领土上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利益的活动。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六月十四日关于帝修反驻华机构人员必须停止窃取情报活动的谈话,是算数的。如果你们硬要一意孤行,继续搞非法活动,中国方面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勿谓言之不预也。

过了一年又八个月的动员准备,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1969年3月,解放军沈阳军区部署并发动“珍宝岛反击战”(珍宝岛事件),毙伤苏方230余人,19辆坦克装甲车遭毁伤,中方以伤亡92人的代价实际占领珍宝岛,并派军常驻。在中苏边界冲突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越战争时期,当时随越南人民军行动的日本军事记者三野正阳,在战后写出《中越战争之真相1979》中引用的图片,图为“被中国军队击毁的越南军T-34战车”。(《中越战争之真相1979》)

等到《人民日报》再次以社论形式提到“勿谓言之不预”,则是于1978年底的中越关系上。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批评越南政府“侵占中国南沙群岛岛屿,妄图把北部湾海域大部分攫为己有,蚕食中国边境领土,同它对柬埔寨的侵略活动”,并严正警告越南:“如果你们仗恃有苏联的支持,得寸进尺,继续恣意妄为,必将受到应得的惩罚。我们把话说在前面,勿谓言之不预。”

不过越南置若罔闻,当天随即发动大规模侵柬战争,中共中央军委开始进行军事动员,至1979年2月完成准备,同月12日下达《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命令》,距离社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发表时间,仅仅过去一个半月。

由历史上看来,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勿谓言之不预”的警告对象既有国内也有国外,规格有《人民日报》社论也有一般评论。虽然以社论规格提及此语的次数只有两次,并伴随一段时间的动员后展开的军事行动,彰显中共相当坚决且强硬的态度,以及具体的反制措施。近年该语出现则是在中美贸易摩擦(《美方不要低估中方反制能力》,2019年5月29日)、《谴责美国众议院通过涉港议案》(2019年11月21日),前者中国大陆采取对美贸易的和平谈判,后者则是通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港版国安法),以雷霆手段制止香港“反修例运动”后的社会动乱。

如今《人民日报》再次说出“勿谓言之不预”,对象不再是外国,改为针对台湾情治部门而来,虽然不见得意味着紧接而来的会是军事打击,但极有可能是对台湾“国安局”、调查局、军情局等情报系统及其外围组织人员的“精准打击”,台湾方面绝对不能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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