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后《施政报告》背后 特首上京跑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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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于10月14日发布的2020年度香港《施政报告》,在10月12日提前两天突然宣布推迟,林郑解释称因需要“争取更多中央政策支持”,并将前往北京与中央部委商讨协调。香港特首如此推迟《施政报告》的做法以往罕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罕见的“推迟施政报告”的情况?林郑话下之意又如何理解?在北京观察人士看来,答案很直接。10月中下旬,中共将要在北京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一个主要议题是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事关未来五年中国各区域,当然也包括大湾区以及香港的发展全景。在10月底,中央让林郑进京,应该就是需要港府全面了解国家在事关香港局势与发展问题上的规划和想法。毕竟,香港要破解当下困局,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各部门与香港之间的协调不可或缺,需要确保政令与信息的上通下达。

林郑突然推迟《施政报告》、“上京”一事也揭示出一个现实,此次《施政报告》在制定之时,香港政府并未与中央达成完全、畅通的沟通,在《施政报告》和“十四五”中间,可能有“不协调”的政策。因此中央在权衡之后,叫停《施政报告》公布,让林郑月娥在中共五中全会召开之际进京,与中央以及发改委等中央部门,针对香港发展重新制定政策。

香港的繁荣是历史风云际会的赐予,但如今历史形势已然大变。香港自身也深陷困境已久,产业结构不合理,后续发展乏力,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动荡,更发生了冲击香港根本的持续一年有余的“修例风波”。

如何让香港社会尽快形成改革与发展的共识?如何破解香港与中央政府和内地之间的心理隔阂?如何让香港政界形成既能有效治理香港又能与中央政府、内地有所协调的新的治理模式?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第一步,就要港府,尤其是特首“积极主动有为”。

香港特首由中国中央政府任命,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领导香港特别行政区。在这一点上,香港与中国内地其他地区没有分别。中国内地的央地关系,在中央政府与香港之间也同样适用。香港若要破解当下在民生困顿、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发展后继乏力等问题,便需参考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哲学”,以及在中央和地方共同谋划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央地关系。

简单来看,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央与地方共处于一种分工关系之中,中央全盘规划,同时向地方下放一些自主权利;地方自我探索,同时接受中央宏观指导。如此能够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的优势,既可避免高高在上的中央脱离实际,又可避免地方的一哄而上、恶性竞争。

其实,改革开放也是中央和地方共同“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分工并非一成不变。改革开放之初地方自主权较多,20世纪90年代经历“分税制改革”等政策调整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决策者掌握了更多的发展要领和经验,而地方则逐渐积累了一系列的问题,中央的主导性又有所凸显。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内地曾有一种所谓“跑部进京”,或者称作“跑部钱进”的现象,是指利用地方驻京办的关系网,在各部委部门跑动“勾通”,达到要政策、要项目、要资金的目的。该现象说明了中国内地的地方在央地关系中的相对被动,容易滋生腐败,但也反映了地方争取发展机会的积极性。

“跑部进京”在香港看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香港所欠缺的是不懂得中央,也不懂得中央和内地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香港长期置身事外,没有意愿去了解,更不会去领悟和改变。因此,香港对于自身出现的各种问题无计可施。一直有一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顿。

而深圳能够成为一个经济特区,并且取得如今的发展成就,从特区到示范区,其实就是中央与地方协力推动的结果。粤港澳大湾区本来是给香港的一个大礼包,如今还有深圳作为综合改革实验区的帮衬,香港借鉴、改变之前的消极,是应有之义。不燃礼炮,不开包,不利用,那永远都不是自己的。

大湾区链接9个内陆城市,以及香港、澳门,涉及到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律制度,大湾区规划又涉及诸多领域,这些都直接关乎香港能否破解深层次结构矛盾,以及香港未来的发展。这些都不可以只停留在纸面上,如何切实可行地操作,跟北京各大部委以及相关省市协调,都非常重要。不仅要心领神会,更要落实到实际操作。这也是需要林郑押后《施政报告》,上京跑部的缘由所在。香港特首拥有“领导香港”的权力,但包括特首在内的香港官员在推动促进香港发展中的角色比较被动,作用力不够有效。这正是香港亟待改进之处。

(本文转自《香港01》,略有编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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