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中国“双循环”格局中要扮演何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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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意在打通三地的市场要素自由流动。(VCG)

北京时间10月14日,在深刻的内外环境剧变之下,中共为其数十年来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经济特区举行了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

在这次声势浩大的大会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警告中国当下所面临的国际处境,重申了他的政治经济主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理论,并敦促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应该做出表率。

这已经并非中共高层首次抛出“新发展格局”。随着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加剧和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全球经济格局剧变,整个国际社会“保守主义回潮”,这一趋势促使了北京下定决心在2020年上半年立即改变发展方向,习近平再三呼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于深圳而言,从本质上说,依靠境外资本进行出口加工起家的深圳本身就是“对外”的。根据统计资料,1980年深圳外贸进出口总额仅为0.18美元,尔后便急剧攀升,到2019年达到4,315亿美元,年均增长26.1%。中国学界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成功抓住新一轮全球化的浪潮,成功制定了“依赖国际大循环开启国内市场化改革,构建内部市场化大循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促成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奇迹。在中国于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后,尤其是如此。事实上,深圳就是这种成功的缩影。

北京于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大会前夕全文发布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澄清”了深圳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清晰定位。深圳的“开放”程度、国际化程度会越来越高,甚至是全方位的。而对内,深圳将是粤港澳大湾区成长的核心引擎,也就是说它与中国内地的经济联系将完全嵌入,而不再受“特区”地理范畴的囿限。

深圳在“双循环”连接点的新定位,也值得香港社会思考。作为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枢纽,在近几十年里逐步实现产业转移和角色调整的香港早已出现种种难以为继的发展疲态,尤其是在人们看来其与深圳的部分重合存在互相竞争,逐渐处于不利境地。

所以,当深圳被置于这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转变的前沿,香港如果继续以高傲姿态置身事外,继续沉浸在亚洲金融中心的陈旧的“光环”中,显然是不应该的,而必须将自己置身在全球经济和产业链调整的大背景中考虑自己的生存和未来。

正如舆论普遍所关注到的,习近平在深圳四十周年的讲话中,这位中共领导人不断强调的“深圳”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两个角色——香港,以及其背后的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因此,在中共第五代的决策中,不只是深圳要扮演“双循环联络者”的角色,而是以香港和深圳作为“核心引擎”的粤港澳大湾区要串联起“内外循环”。例如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第三节表明:“依托港澳的海外商业网络和海外运营经验优势,推动大湾区企业联手走出去,在国际产能合作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作用,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提供投融资和咨询等服务。”

当然,从经济自由度程度和营商环境上,香港将始终是西方接受程度最高的经济体,无论内地经济发展格局如何转型,其存在不可或缺——“双循环”并不意味着废弃“外循环”。

可以说,香港的国际化优势是中国“双循环”的重要节点,香港的国际属性,香港在专业金融服务领域,香港的资本市场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网络,香港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角色,都决定了,当深圳开始要扮演中国“双循环连接点”角色时,香港这个比深圳为开放的城市,所要承担串联“内外双循环”的使命任务,相比以往四十载,不仅没有丝毫损益,反而愈加耀眼、重要。

不妨大胆设想,未来的香港,可以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再度成为中国“二次改革”的发动机,背靠深圳以及大湾区的广阔腹地,同时利用自己的对外联系优势,重新擦亮自己国际金融中心、区域贸易中心、物流及航运服务中心、调解仲裁中心、基建服务整合中心、环球投资中心等“金字招牌”。这是香港之于中国双循环下的战略机遇。

(本文转自《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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