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制度反腐专家:第三次思想解放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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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话嘉宾李永忠在中国政法大学党规与国法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供图)

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缩影。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圳也有了新的定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日前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将其描述为“新时代党中央赋予深圳的历史使命”。从改革开放窗口到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一直走在前列。对于深圳如何能再一次“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多维新闻记者专访了有“制度反腐专家”之称的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本篇为系列专访第二篇(共两篇)。

系列专访第一篇:对话中共高层专家:深圳必须从经济特区转变为政治改革特区

多维:在之前的采访中,你多次提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讲话中强调的“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从历史角度来看,“思想破冰”对于中共领导中国的发展建设有哪些意义?中共在历史上经历了哪几次重大思想破冰?

李永忠:第一次重大思想破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早年时期。以俄为师的中国共产党,最早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也从第三国际获取援助。在1928年6月中共六大以前,共产国际坚持的“左”的理论政策和“城市中心论”的道路。

共产国际虽然强调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但其根本方针却是发动以中心城市为主的工农武装暴动,以推翻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并错误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

这导致中共党内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到挫折乃至失败。面对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消极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的党情国情,在实际斗争中认识到,俄国革命中心城市暴动的成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2018年12月26日,在河北邢台清风楼观看演出的群众。毛泽东同志诞辰125周年纪念日,许多市民自发举行各种纪念活动。(视觉中国)

于是,毛泽东等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既在思想上冲破理论方面的桎梏,又在实践中开启了大胆破冰的行动。从井冈山斗争,到江西苏区的武装割据,再到陕甘宁边区区域性政权的建立,经过20多年农村包围城市,终于建立了新中国。

第二次重大思想破冰,是在改革开放之初。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是党内仍有人继续坚持“左”的方针,阻挠对过去的“左”的错误所进行的拨乱反正。

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重要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至此形成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实际上坚持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维护个人崇拜。

“两个凡是”的观点受到了人们的抵制。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同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这相当于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

1978年5月10日,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转发了这篇文章。文章说,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从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

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各地主要报刊都刊登了这方面的大量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接受和肯定。

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理论准备,对于端正思想路线,纠正长期存在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如果说,一百多年前的“五四运动”,把人们的思想从两千多年的皇权帝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那么四十多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则通过思想破冰,把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

回顾一百年来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小到大,是因为能破因循守旧之冰,立敢于创新之意;之所以能数次转危为安,是因为能勇破经验主义之冰,立不断探索之举;之所以能由弱到强,是因为敢破“唯书唯上”之冰,立实践标准之尺。

多维: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周年的这个特殊节点,再度强调“思想破冰”,包含了哪些新的内容?

李永忠: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中共十八大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正酝酿着第三次重大思想破冰——那就是在政治领域彻底摈弃苏联模式。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我们国家无论是在体制、制度上,还是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要深入解释这一点,要从已经发表172周年的《共产党宣言》(又译《共产主义宣言》)说起。《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也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又第一次全面系统阐述科学社会主理论,还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2015年11月,《共产党宣言》被评为最具影响力的20本学术书之一。四十多年前,无书可读的“文革”期间,我曾多次精读《共产党宣言》,并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这些经典理论研读的“童子功”,对我三十多年来潜心研究制度反腐给予了很大帮助。

我认为,《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者的《圣经》。但遗憾的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革命者,未能真正弄懂《共产党宣言》。以俄为师的中国革命者与建设者,包括中共党内很多人,同样没有弄懂《共产党宣言》。因此,毛泽东才明白无误地告诫全党:“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

其实,马克思主义在172年的发展中,既不孤立,也不静止。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已经确认了以下几点:

一是在夺取政权的方式上,暴力革命并非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唯一方式。对于极其独裁、极其专制,人民无法忍受的政权,当然需要用暴力革命,将其推翻。对于不那么独裁,不那么专制,并有一定民主和法治基础的国家,无产阶级通过议会斗争和普选制,照样可以取得政权。

二是所有制的形式上,消灭私有制并非一定要建立公有制(且不说俄文翻译成消灭私有制是否准确)。取代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正确或最好方式,不是公有制。无论是中央所有,还是地方政府所有,或是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很容易成为一种无主企业、无主资产,成为任人宰割的唐僧肉。苏联的集体农庄如此,中国的人民公社如此,央企国企集体企业同样是这样。

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最好方式,是共有制,即股份制或社会所有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是《共产党宣言》,而非“公产党宣言”;他们创立的是共产主义,而非“公产主义”。

三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受以俄为师的误导,很多想干社会主义的,却误入歧途。取得政权,非暴力革命不可,否则就是投降主义;所有制改造,非“一大二公”不可,否则就是右倾主义;经济体制,非计划经济不可,否则就是修正主义。

结果,所有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搞成了严重的官僚体系,都搞成了严重的短缺经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既放开了所有制形式,又把计划和市场都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

四是在选人用人的体制上,照搬苏联模式的等级授职制已经被证明为不是最好的选择,甚至不是最不坏的选择。早在149年前,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明确指出:“用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

但是,受以俄为师的影响,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用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制,都从根本上违背了巴黎公社精神,背离了巴黎公社选人用人原则。于是,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权力,就难以重新回到人民群众的权利中去。最后的结局,都无非成了断线的风筝,或在树枝上挂了,或在粪坑里臭了。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VCG)

五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我认为,《共产党宣言》的重中之重是这句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既是《共产党宣言》含金量最高的一句话,也是《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

该命题之所以在整个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因为它具有超越历史阶段性的普遍性和终极价值的要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不是相反。这句话也再次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而非“救世主”通过联合体来掌控自由人。

《共产党宣言》以此来界定社会主义,深刻地表明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该命题不仅精辟地概括了未来新时代,还把社会主义同一切旧社会作了根本性的区别。而且恩格斯认为,就表述未来社会新纪元的核心思想而言,除了此命题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了。

回望《共产党宣言》诞生以来的172年,社会主义运动既经历过风起云涌,也经历过徘徊迷茫。而只有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才会懂得:不是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而是苏联模式不行了;不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而是苏联模式遭遇严重挫折;不是社会主义在新世纪找不到新路,而是苏联模式在上世纪就已经成了死路。

中国4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中国在经济领域摈弃苏联模式的突围成功。就像我之前说的,进入新时代,中国必将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领域同样彻底摈弃苏联模式,引领突围的成功。

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所言“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既是理论的概括,也是实践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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