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之隔 深圳为什么能够超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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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一座有活力的城市,其发展前景比香港更好。(视觉中国)

今年是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10月14日习近平出席了深圳40周年庆祝大会,对深圳自特区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给予高度肯定。短短40年时间,从一个“傍”着香港生存的小县城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经济总量超过香港,深圳的发展配得上“奇迹”二字。

一河之隔的香港见证了深圳的发展奇迹。长期以来,香港是深圳的老师,学习香港、追赶香港是深圳发展的动力和方向。不过40年后的今天,作为拥有华为、腾讯、大疆、比亚迪等高新企业的深圳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香港,未来发展前景更是不可限量。而河对岸的香港却陷入政治意识形态陷阱,社会撕裂,发展乏力,原来的“东方之珠”逐渐失去往日光彩。为什么深圳河两岸的走向如此不同,深圳的发展奇迹给香港带来哪些启示,引人深思。

深圳从边陲小镇变创新之都

40年前深圳常住人口只有31万人,经济总产值不到2亿元人民币(1980年汇率1元人民币约合0.6711美元),落后到罗湖连路灯都没有。而同时期的香港已经是闻名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1980年经济产值达288亿美元,是深圳的200多倍。40年后,深圳成为中国一线城市,2019年常住人口为1,300多万,经济产值达2.69万亿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86美元)。就经济产值来看,深圳已成亚洲第五大城市,仅次于东京、上海、北京、首尔。

深圳奇迹不得不说与其紧靠香港的地理位置有重要关系。深圳初期发展正是依靠来自香港的投资、技术与人才,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香港制造业向深圳转移,香港和深圳一度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经济格局。即使到今天,香港仍是深圳最大的外资来源地,超过8万家港企在深圳发展。

不过,40年来深圳的经济角色一直在变,它不仅仅满足于成为香港的“后厂”——制造业基地,也在不断进行产业升级。十几、二十年前,以制造业见长的深圳曾有一段时间被诟病为山寨之都。后来深圳大胆改革,及时进行产业升级,引导企业向高科技方向转型,吸引高新企业进驻。经过十多年的发展,2019年深圳国际专利申请量高达1.75万件,占中国全国的30.6%,连续16年位居中国各大城市首位,深圳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创中心。

深圳政府的有为与港府的无为

与深圳朝气蓬勃的前景不同,香港因为常年深层次矛盾无解,经济结构单一,社会阶层固化,经济发展缺乏亮点,未来的发展前景不如深圳乐观。深港两城一河之隔,深圳如何能够做到后来居上?除了深圳拥有更多的土地和人口等客观因素外,更多的恐怕还是与政府的领导力有关。

深圳政府是具有领导力、敢于改革的有为政府,不怕对自身开刀,不断提高自身的管理服务水平。多年以来,深圳以全球先进城市为榜样,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创造良好的政商环境,根据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的变化,适时做出政策调整,推动企业不断完成产业转型。不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还是全球化,深圳都克服了危机,抓住了机遇。

光是2015年以来深圳市政府就相继出台了《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深圳经济特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科技研发资金管理办法》以及今年4月份推出的《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草案)》等一系列鼓励和支持科创的政策文件,基本形成了覆盖自主创新体系全过程的政策支撑链。以研发投入为例,2018年深圳研发投入约1,000亿人民币,占GDP比重达到4.2%,2019年上升为1,328亿人民币,占GDP比重近5%。而在近年来港府不断强调创科的背景下,香港2018年研发开支仅为244.97亿港元,约合210.7亿人民币,占GDP0.86%,不足当年深圳研发投入的四分之一。

人才是一切发展的关键,为引进人才,深圳政府在2010年即推出了“孔雀计划”,以吸引海内外各类型人才。针对高房价、住房难问题,深圳市财政注资1,000亿元成立了人才安居集团,专责筹建人才住房,以解决各类人才的后顾之忧。照顾人才的同时,深圳市政府也没有忘记普通市民,为了让大家安居乐业,早年学习香港房地产模式的深圳决定学习新加坡,未来计划让60%的市民住进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不久前中国政府公布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又赋予了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尤其是在人才引进、土地使用问题上给了深圳更多空间。

再看香港,回归23年来,因为“一国两制”的独特性,香港的政策空间只会比深圳更加优厚,发展条件、自主权和政治地位更是远超深圳,但一手好牌却被港府打得稀烂。香港政府固守港英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大市场、小政府”和“积极不作为”的传统,迷信近乎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逻辑,轻视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应有角色,结果香港错失新世纪以来的信息产业革命,让香港的产业结构被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绑架,越来越单一、畸形,经济发展逐渐失去创新活力,年轻人的上升通道严重堵塞。民生方面,由于港府的无所作为,自港英时期就十分严重的住房问题过去23年来不断恶化,无数年轻人无力买房,对未来生活充满焦虑。经济发展疲软,民生问题持续恶化,无为的港府让香港越来越滑入泥潭。

意识形态至上与发展至上

港府的消极无为不是阻碍香港走出困境正常发展的唯一痛点,越来越泛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的香港社会,也在努力向后拉拽香港。或许正是因为香港经济、民生问题的无解,让越来越苦闷的香港社会泛政治化,将政治作为发泄自己不满的出气口。

深圳与香港紧密相连,两地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共谋发展。(新华社)

于是人们看到,在香港几乎一切发展问题都会被人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炒作。当国家为便利香港交通、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提议修建深港高铁时,香港不少团体站出来抗议反对,将之扭曲为对香港的侵蚀;当港珠澳大桥修建时,香港西九龙站“一地两检”实施时,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提出时,一些反对派和社会团体由于对内地的盲目不信任,无法理性认识内地之于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经常为了反对而反对,试图阻碍香港与内地建立更紧密地连接。

一切从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看待政府决策,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令人担忧。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讲席教授郑永年近期所说,把所有的事情都泛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香港的‘认同政治’演变成为赤裸裸的‘对抗政治’,反对派为了反对而反对,这种‘认同政治’直接弱化了香港特区政府的治理能力,甚至使香港面临长期‘无政府状态’的极端风险。”

而深圳与香港完全不同,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深圳社会的精神状态,那就是“一心一意谋发展。”深圳走在内地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最前沿,社会没有意识形态之争,没有为反对而反对的内耗,从民间到政府皆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识,如此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当然,今天的香港仍然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它拥有备受外界信赖的法治体系,廉洁奉公的公务员队伍,具有国际视野与经验的经营人才团队,以及“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深圳仍然有需要向香港学习的地方,香港也有需要向深圳学习的地方。纵使如此,面对后起之秀的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如果不能有所反思和自省,想一想深圳发展给自身的启示,减少意识形态之争,重新思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恐怕会被深圳在某些关键发展指标上甩得越来越远。

本文转自《多维CN》063期(2020 年11月刊)《多棱镜:深圳之于香港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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