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深圳 向左走向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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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市委大院门前,有一座拓荒牛的雕像,该雕像所传递的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被认为是深圳特区精神的生动呈现。而位于蛇口工业区时间广场上的另一条标语“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中“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同样被认为是成就今日深圳的关键所在。

在深圳蛇口工业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非常引人注目。(视觉中国)

刚刚过去的10月,时值深圳特区建立四十周年,习近平南下参加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加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简称方案),使得深圳旋即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人们试图通过对深圳精神的回顾以及对今日深圳的观察与剖析,来回答一些源头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是深圳?深圳会不会取代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粤港澳大湾区未来会是何模样?习近平意欲打造的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未来的深圳究竟姓资还是姓社?

回顾改革开放至今的四十多年时间,深圳的崛起无疑是当代中国的缩影。而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深圳同样是以后中国发展模式和方向的镜像。所以“为什么是深圳”背后,从更大范围来看是世界对于“为什么是中国”的疑惑,而“未来的深圳究竟姓资姓社”背后,则是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究竟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持续性观望与好奇。

姓资姓社?

可以说,深圳四十年,始终在不同阶段程度不同地伴随着“姓资姓社”的讨论。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也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姓资姓社”的争论焦点。该口号的提出者、蛇口建设总指挥袁庚彼时也被扣上了“要钱要命的资本家”的帽子,在“资本主义复辟”等激烈争议声中该巨型标语牌曾经被迫拆下。而后在1984年获得邓小平首肯才得以传向全国。

今天人们疑惑深圳姓资姓社,既是过去一贯疑问的延续,也是对于深圳新身份,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不解。因为单看《方案》赋予深圳的新身份,这座创新城市毫无疑问是“姓社”的,再看《方案》细则,却又明显感觉到无处不在的“姓资”构成。

比如《方案》第二条之“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第三条之“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第五条之“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都是很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改革举措。具体来说,《方案》第二条第四点在土地管理制度方面提出,“探索利用存量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建设的市场化机制”,“支持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第六点支持在资本市场建设上先行先试方面提到,“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CDR),建立新三板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机制”,“支持开展数字人民币内部封闭试点测试,推动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应用和国际合作”。第七点加快完善技术成果转化相关制度方面提出,“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的科技项目遴选、经费分配、成果评价机制”。

《方案》第三条第十点进一步完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方面提到,“在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基础上,制定深圳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清单,放宽能源、电信、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教育等领域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宽前沿技术领域的外商投资准入限制”。此外,《方案》第五条第十六点扩大金融业、航运业等对外开放方面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在深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融资。开展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支持深圳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先行先试,推动完善外汇管理体制。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在深圳依法发起设立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在深圳依法合规获取支付业务许可证。推动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

以上种种,的确容易给人造成一种“深圳姓资”的观感,但抛开《方案》的具体改革举措,将深圳放在中共对于中国走什么路的一贯思考上,深圳仍然是“姓社”的底色,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是,不会改变。而且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周年大会上总结深圳十条成功经验时,第一条和第二条即是“坚持党对经济特区建设的领导”和“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显然是“姓社”的功劳。

“姓社”的底色加上大量“姓资”的举措,不难看出习近平有着如同邓小平一样的实用主义。具体来说,只要是有利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只要是有利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资本主义完全可以作为手段加以利用,并且在实践和理论层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区别只在于,邓小平当年受制于中国十年文革之后的满目疮痍和内外交困,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只能“不管黑猫白猫”,今天的习近平则能依托深圳乃至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成果,以及他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洞悉,深谙不能只是一边摸石头一边过河,还要在内外变局中顺应时势、主动出击创造一些支点,以便更好更快地过河,并知道哪些“黑猫白猫”可以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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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深圳的讲话,也突出地体现了他对于今天深圳乃至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与时势的判断。于深圳,习近平提到,“广东、深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面临的资源要素约束更紧,受到来自国际的技术、人才等领域竞争压力更大”,“当前,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很多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四十年前”,“经过四十年高速发展,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空间结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发生深刻变革,面临城市治理承压明显、发展空间不足等诸多挑战”。

于中国及其所处的世界,习近平提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因之于这样的百年大变局和动荡变革期,“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短板弱项,经济特区发展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鉴于此,“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根本出路”。

从这个层面来看,中共赋予深圳新身份,既是对深圳过去充当改革排头兵的肯定,也是对深圳进行更大范围改革开放的倒逼,及以此来推动中国整体的全方位深化改革。要知道,虽然今天的深圳不乏各种光环和来自全世界的溢美之词,但新问题、新矛盾毫不亚于四十年前。用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采访时的说法,深圳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甚至无人区,“我们改革其实最难是刀刃向内,改自己”。

以深圳为载体重新思考社会主义

如果说中共十八大前,世界对于中国走什么道路还抱有怀疑,那么到了三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及至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认为,中共会主动带领中国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即便今天深圳的改革充满“姓资”的举措,也很难动摇这一点。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郭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邓小平当年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描述,一方面强调要提高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强调发展成果要惠及全体民众,实现共同富裕。在具体执行落地过程中,社会主义则呈现出更丰富的内涵,在政治制度架构、意识形态,甚至是科学技术方面,都有呈现。在此次《方案》中,也在这些方面有所体现。或许今后也会更加强调在民主制度发展、文化生态建设、优良营商和法治环境等方面的示范意义和作用。以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载体,示范全国。”概而言之,中国需要以深圳为载体重新思考社会主义,也需要给世界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活样本。

回顾历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家组织形态,虽然有多种类别,比如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苏联式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外界对于社会主义的批评慢慢限缩在了特定的层面,社会主义相较于资本主义,也越来越成为集权专制、个人崇拜、计划经济和落后的代名词。尤其是随着苏式社会主义的破产并最终令这个昔日大国忽喇喇似大厦倾,人们也愈发笃信,社会主义将最终拜倒在资本主义面前,并由此迎来“历史的终结”。

中国作为当下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至今,一方面天然地背负着社会主义的“原罪”,并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专制、个人崇拜、一大二公等具体深化着人们的认知,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并在实践过程中曾经出现一些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争论。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地方出现了诸如“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谬论。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下,邓小平当时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辩证思考才显得非常难得和石破天惊:“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

时代的车轮行至今天,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解究竟是更清晰了,还是随着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到来变得更混沌了,不同的人可能给出不同的观感和答案。不过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像两个同行者,对于任何一方的理解与反思都离不开将另一方作为参照系。深圳这一中共意欲在未来五年建设的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四十年的经验与成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合力作用的产物,未来也将继续“姓社”又“姓资”。与深圳一水之隔的香港,原本在“一国两制”制度设计下可以成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典型样本,可因为主权回归至今对于“资本主义”的片面理解和无限追求,以及将“社会主义”当作洪水猛兽般地严加防范和排斥,再加上持续的社会冲突与泛政治化,最终需要依托于深港合作和粤港澳大湾区等来完成自我拯救。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重要的中国国家战略,意在打通三地的市场要素自由流动。(VCG)

曾两度担任“政治局集体学习”讲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房宁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曾坦言:“历史地看,从《共产党宣言》诞生到一百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实践表明社会主义也需要反思。一个世纪之前,社会主义是发问者,不断去批驳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回答者。如今,资本主义成了发问者,社会主义则成了回答者。”

具体到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在发生从“发问者”到“回答者”的角色变化。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刚从十年文革浩劫的泥潭中爬出,百废待兴,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面临的迫切问题便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经过艰难探索,邓小平在1992年的“视察南方谈话”中给出了初步答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给出的“回答”,但仅限缩在中国范围内,用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进而“一心一意谋发展”,避免中国全社会继续在天安门风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延长线上踌躇,避免中国的社会主义被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裹挟。显然,在苏联解体和“历史终结论”的大背景下,这样的回答很难说服世界其他国家。

到了习近平时代的今天,中共还在继续发问,只不过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后,增补了“怎样发展社会主义”。为了给出更好的回答,习近平选择了比邓小平更直接的方式,那就是用具体实践来给世界一个说明。今天的深圳,就是这一说明和回答的示范和载体。什么是社会主义,看看深圳就知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案》已经给出了事无巨细的二十七条;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在深圳的示范和带动下,中国其他地方也将迎头赶上。

中国,下一步

站在2020年的节点上,人们可能很难想象五年后的深圳会是什么模样,也很难想象2035年的中国会有什么样的体量与地位,就像习近平在2019年说出那句“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人们的感受并不那么直接一样,只有当疫情全球大爆发后,人们才恍然间意识到,大变局真的猝不及防地来了。

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五年之后的深圳,“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基本完成试点改革任务,为全国制度建设做出重要示范。”而2035年的中国,按照中共十九大的指向,则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10月底召开的中共五中全会,延续这一布局思路,锁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国能否给世界另外一种可能,能否回答好有关社会主义的世界诘问,皆系于此。

深圳之未来,便是中国下一步,以及世界之可能。

本文转自《多维CN》063期(2020 年11月刊)《深圳 向左走向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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