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中共五中公报——不一样的“政左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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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9日披露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是中国当前高层决策和中国政治底色的一次集中展示。

这份收编了各种政治概念、专用词汇的公报,延续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各年度中共中央全会决定的内容与风格,呈现出一种外界传统认知的“政左经右”观感。

不过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时代相比,习近平时代里的“政左经右”已有较大不同。

公报里的“政左经右”

所谓“政左经右”,简而言之就是政治上“左倾”,经济上“右倾”,但其具体表现特征却是说法各异。这里的“左”与“右”,是为了方便人们从传统认知的角度来认识政治与经济变化的方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治理思维与价值取向,并无“好”与“坏”或“进步”与“倒退”的庸俗化认知差别。

一般认为,政治上的“左”是指加强中共“党的领导”、中央集权,注重社会主义理念里的平等、公平,还有认为包括更严格的言论管控、对毛泽东本人或那个时代的更多继承;经济上的“右”则是指更多的制度性放权改革与对外开放,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等等。

以此来看,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的很多内容确实显现了“政左经右”的迹象。

公报开篇即提到了“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两个维护”(坚决维护习近平作为中共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中共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肯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些方面的作为,随后两提习近平为“党中央”的核心,结尾处再次号召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相关表述已然成为近年历届中央全会公报既定格式,其潜台词正是加强对“东西南北中”的“党的领导”,再进一层是中共中央对党内各个方面的领导,更进一层则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里的核心领导地位。以此实现了由此而外、自上而下、如臂使指般的集中统一的政治运转模式。就人们的一般政治的认知来说,这种集权性变化明显具有“左”的表征。

另外,公报提到“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优先发展农业农村”,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说法背后所蕴含的“平等”理念、对社会底层的关注、以及对全球人类的关心,都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属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说法,更是展现了鲜明的“左”的色彩。

近年来,当政治与意识形态看起来向“左”走,在社会管治上越来越收紧的同时,经济仍然在向着以市场为主导的“右”的方向走。这次中共中央全会公报就再次反映了这种趋势。

公报中“改革”一词出现17次,“市场”一词出现13次,提出“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要求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并提出“十四五”规划目标中包括“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公平竞争制度更加健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

公报还重申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并提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另外,公报也誓言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从传统的左与右的区分看,这绝对是右的宣示。

这些决定或规划,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全球保守主义回潮,不确定性增加,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背景,仍然没有动摇其对改革开放道路的坚持。中国高层对经济向“右”的执著,似乎与政治向“左”相比不遑多让。

然而,如果一边不断地向“左”转,一边不断地向“右”转,如何能够稳定长久地走下去?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是“政左经右”,又如何坚持了40余年,并让中国成为为一个仅次于美国的巨大经济体呢?

习近平新时代的政治光谱——“政左经右”

事实上,“政左经右”是一个以西方价值体系为基准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与关系的判断。但是,“政治”与“经济”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关系,而是相互深度关联。即使是西方也早已放弃了完全的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从“计划经济”走来的中国更是坚信政治对经济的作用力,因此经济与政治一直是被统一在中共的领导之下,不能完全分开论述。

“政左经右”也不是政治一直向“左”转、经济一直向“右”转。这里的“左”和“右”只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手段,在政治社会治理与经济上是否“管用”才是背后的潜台词。在中共中央层面的统一领导之下,两者的发展走向都有一定的程度,而且彼此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例如,经济的开放与改革,反过来可以倒逼政治的开放与改革,但经济的开放与改革如果走得太快、太远、太偏,又会受到政治的拉扯与约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时代主要是这种作用方式。

不过,中国的改革开放大约30年后,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胡锦涛时代后期中共陷入“九龙治水”,与他所提出的“四大考验”(中共党建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等四大考验),即说明了这一点。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领域,特别是两者的交叉领域,出现了很多利益固化后的利益集团,构成中国继续发展的阻碍,政治或经济方面的改革都难以再进一步。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的解决思路是再一次的“政左经右”,这一次的作用方式则是以政治的集权与改革,破除政经领域利益固化的藩篱,继而推进经济的改革与开放。也就是说,政治上的集中统一是经济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前提,通过政治与社会治理上的“左”为经济建设上的“右”服务,同时又通过经济建设的发展反过来强化政治与社会治理。

中国的“政左经右”,其实也可以用西方民主政治中保守与激进两种倾向来理解。但与西方国家保守或激进的执政与在野党派轮流上台施展政治主张不同,中共决策政策形成之前即将其争执点统一于内部,避免了公开争执,以及更严重的分化,甚至斗争。

这是中国能够制定并执行五年规划的原因所在,也反映了中国能够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强劲发展背后的平衡之道,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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