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中】解读五中公报 一份中美博弈影响下的高层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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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19年G20大阪峰会期间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一次会晤,尽管当时双方有透露信息缓解中美紧张关系,但是这无改全局。(Reuters)

为期4天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于北京时间10月29日落幕,次日中共首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为之举行了一场高级别的新闻发布会,可见此次中全会之重要程度。

这是中共在国内外环境剧烈变动下召开的一次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会议。在中国国内主要矛盾转型和中美关系历史性转折的背景下,北京宣布了一个应对这一局面的“五年规划”以及内容更广泛恢弘的“2035年远景目标”——这将是中共接力完成其最终完成2050年“民族复兴”任务的至关重要的准备。

逆境之下的“战略机遇期”

这份代表了中共领导人执政雄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不同寻常,不仅因为中共时隔25年抛出了第二个“远景目标”(1995年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曾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奠基更为遥远的“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共建政10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还在于它的特殊背景。

近几年美国对华施压乃至中美结构性矛盾不可调节后双方的相互摊牌,对中国发展所产生的新的冲击,对这次的五中公告的内容影响颇深,让中共五中全会对中国未来所处的环境做出了新的判断。五中落幕后公布的6,200多字公报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新特征新要求,中共必须“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例如中美贸易战的发生以及美国对华为等高科技公司的“围堵”反而刺激了中共坚定走科技创新之路。五中公告明确“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从2018年2月的“中兴事件”开始,美国不断打击中国的科技企业,并锁定“中国制造2025”相关产业。中国政府当时就意识到,自己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已经引发美国的强烈反弹。

作为中国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中共不可能放弃高科技发展以及相应的高端制造业转型。所以,此次公报虽然回避了“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表述,但是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部分,“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等表述显示,不含“中国制造2025”字样的“中国制造2025”无处不在。

再例如,中美矛盾提升中共对国家安全的重视。这种提升,不仅表现在10月21日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修订草案)》中,也表现在本次的五中公报中。“发展利益”反映了中国国防实力的扩充以及对外战略姿态的巨大转变。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五中并未提及中共“接班人”事宜,按照惯例,往年的五中全会也曾多次公布相关的人事调整,据统计,至少有8次五中全会曾涉及中共高级别人事调整。例如,毛泽东曾在1934年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在1989年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由军委主席任上退休,并点名江泽民接班;习近平则是在2010年举行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共军委副主席,成为胡锦涛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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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关键词”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披露,继谋划“十三五规划”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再度担任“十四五”规划及2035远景目标建议起草小组组长,并在此次中央全会上发表情况说明。事实上,在此之前的数月内,习近平为此召开多次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会议,并且动员企业家、科学家、基层代表等建言献策。尽管目前人们还无法洞察这份建议全文,但10月29日的公报仍然披露了至关重要的信息,并显示美国的压制甚至加速了中共在诸多领域的发展步伐。

1、科技自立自强

从中兴、华为事件到当前愈演愈烈的技术之争,近年中美科技战已经成为两国关系恶化的缩影。尤其是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5G通信巨擘,华为遭美“扼脖子”显然给予中共极大的震动。

在此之前,旨在抢占全球科技优势地位的“中国制造2025”已在中美关系恶化中遭遇挫折。包括习近平等中共高层在近年将自主创新提升至至关重要的地位。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同时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摆在各项规划任务的首位进行专章部署。这是中共历次五年规划中的首次。

自立更生意味着重返闭关锁国吗?中共特别澄清,不会关起门来自己搞创新,“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不是对立关系……面向未来,中国扩大科技开放合作的步伐将会越迈越大”。中共宣称将会启动更大规模的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五中全会前夕,习近平任内三次南下,出席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已然传递清晰信号。

2、“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2019年年末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突袭对国际贸易遭受了重创,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中国亦难幸免。在此背景下,中共呼吁依赖新发展格局,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科技自立相对应,这一转变也饱受质疑。

此次五中全会重申了这种新发展格局,并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但是,新发展格局远不是应对疫情的被迫之举。

中共官方随后回击了有关新发展观念的4个错误认知。首先,新发展格局是主动作为、长期战略,不是权宜之计。其次,新发展格局不是国内经济的单循环,而且“国内循环也是建立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大循环”。第三,这绝不意味着对外开放地位的下降,相反外贸进口和出口、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的规模将会持续地扩大。第四,针对中美脱钩,北京的判断是彻底“脱钩”根本不现实。

3、国家安全

中美矛盾提升中共对国家安全的重视。这种提升,不仅表现在10月21日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修订草案)》中,也表现在本次的五中公报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修订草案)》第一章总则部分第二条,在制止对象中加入了“分裂”一词,在保卫对象中加入了“发展利益”一词。此后,“发展利益”一词又出现了3次——这反映了中国国防张力的扩充以及对外战略姿态的巨大转变。

本次五中公告中“安全”成为第一高频词。从1978年至今,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期间,中共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无论是国家战略还是宏观政策都优先考虑发展问题。而本次五中公报则以单独段落阐述国家安全发展观,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

这种前所未有的现象表示,在中国的国家整体战略中,安全和发展已经被置于同等地位,宏观政策的考量也因此发生变化。即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共已经给中国的发展划定了一条安全的底线,以安全和发展的平衡决定今后战略政策的走向。

4、“第三个百年”和“备战”

公报首次提出了第三个“百年目标”,即在2027年实现中共建军百年目标,实现富国强军统一。这是数十年来北京首次将“备战”纳入国家“五年规划(计划)”当中。

2015年底开始,中国启动大规模的军事改革,至2020年基本告一段落。事实上,军事变革不仅仅是自邓小平以来历届中共领导人,因应现代战争形势由机械化到信息化转变所做的“被动”应对,而且也是为了完成国家统一以及适应发展利益全球拓展的必然动作。

近期,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再度凸显起来,两岸甚至一度濒临战争状态。这是其一。此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利益拓展意味着风险的与日俱增。这都成为北京将“备战”意识和准备作为强国标配的原因。

在10月29日公布的公报中,中共首次在机械化、信息化之外更进一步,提出了适应现代战场形势的智能化融合发展,声称将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

总之,此次中央全会的确抛出了相当宏大的目标计划,也触碰了除上述议题之外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话题,展示了中共政治政策的连续性、计划性和方向性。当然,人们也会产生怀疑,认为中共的强势经济社会干预计划仅仅是不断地“画大饼”,很难想象它的实际意义。

此外,人们也非常关注习近平的个人权威以及中共的人事梯队计划是如何体现在这次重量级会议中。公报开头提到,“有习近平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公报并在最后再度号召“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同时,五中全会在历史上的确是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重要窗口期,比如10年前的2010年,习近平正是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履新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同时,中央全会还是追认闭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决议的法定场合,比如确认对某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党纪处理决定。

不过,这次中央全会既没有出现人事变动,也没有确认新的党纪处理决定,而是静悄悄地“圆满完成了会议的各项议程”。这种平静反而印证习近平在当下中国政治中的绝对权威。

(本文原载于香港01,略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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