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观察|马云叫板监管层背后的两种叙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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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一周,正当美国2020年大选开票如火如荼、中共高层商讨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全文发布的敏感时刻,中国著名的网络大老马云以及其麾下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犹如一匹“话题黑马”闯入舆论场。

作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领军人物,马云的言行一向被舆论关注。图为2019年11月16日,马云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办的非洲创业者大赛上致辞。(新华社)

北京时间11月3日晚,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称,暂缓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稍晚之后,蚂蚁集团在港交所发布公告,同时进行的H股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亦将暂缓。一时之间,原本有望成为全球“史上最大IPO”的蚂蚁集团“A+H股”同步上市按下了“暂停键”。

舆论哗然之余,认为马云10月24日外滩金融峰会上祸从口出、因言获罪者有之;认为蚂蚁集团暂停上市命运早定、马云不过是借外滩金融峰会奋力一搏意图裹挟舆论者亦有之。

到底哪个才是真相?

表象之下的叙事逻辑——因言获罪

表面看来,蚂蚁集团的暂停上市,似乎是马云口无遮拦下的因言获罪。事件刚发生时,网络舆论也大多持此种看法。

故事的开始,似乎要从十多天前马云的那场引人注目的演讲开始。10月23日至25日举行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阿里巴巴创始人(阿里巴巴是蚂蚁集团的最大股东)马云10月24日演讲称,未来是信用的时代,中国的银行必须改掉“当铺思想”,并批评《巴塞尔协议》是老人俱乐部。

《巴塞尔协议》全名是《资本充足协定》(Capital Accord),是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成员为了维持资本市场稳定、减少国际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降低银行系统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推出的资本充足比率要求,被视为当代世界金融体制的基石之一。中国是该协议的支持者。

马云的发言引发参会官员现场反对。中国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在当天峰会上称,“要建立、遵循相应的市场规则,防止金融科技诱导过度消费,防止金融科技成为规避监管、非法套利的手段,防止金融科技助长‘赢者通吃’的垄断。”

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在峰会上则称,“中国的整个数字经济发展到今天,整个数字产业化走得比较快,在金融科技领域能够产生像蚂蚁集团这样的机构,跟整个监管上包容审慎的态度是分不开的。”“金融产业的数字化担负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搞得好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再次腾飞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可是如果中间出一些岔子,也会带来一些风险。”

曾经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现任中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第二天(10月25日)在峰会上发言表示,“无论叫金融科技还是科技金融,始终不能忘记金融属性,不能违背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前段时间的网络借贷、虚拟货币交易等活动,很多是披上了‘金融科技’外衣的金融乱象,要坚决加以整治。”

尚福林是中国金融系统资深官员,他曾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中国银监会主席、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视觉中国)

正当坊间舆论也参与进来,争论蚂蚁集团是中国金融监管政策的获利者还是失利者,马云是否有资格抱怨中国的金融监管之际,11月2日上午,中国银保监会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重申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当日晚间,媒体透露出马云被约谈消息的同时,中国银保监会、央行联合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11月4日晚间就蚂蚁集团暂缓上市答记者问时公开表示,蚂蚁集团暂缓科创板上市是上交所“依法依规”做出的决定。“避免蚂蚁集团在监管政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仓促上市,是对投资者和市场负责任的做法,体现了敬畏市场、敬畏法治的精神。”

故事发展至此,另一个叙事逻辑开始浮出水面。

另一种叙事逻辑出现——裹挟舆论

首先,中国金融官员所称的“依法依规”,目前来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1月2日刚刚公布的《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上述意见稿很多内容都被蚂蚁集团的现状造成了掣肘。比如在股权管理、注册资本等均有涉及。不过,对于蚂蚁集团来说,最大的杀手锏则是关于联合贷,意见稿第十五条明确提出四条细化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在单笔联合贷款中,经营网络小贷业务的小贷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这条监管指标。

目前,与蚂蚁集团合作开展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已经接近100家,联合贷业务规模的不断上升。蚂蚁集团的招股书显示,集团2.15万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5美元)的信贷规模,只有2%的资金是自有资金,98%的资金来自合作银行和发行ABS(资产证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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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联合贷款自己出资比例只有1%至2%,蚂蚁小贷所以才能够通过360亿表内贷款驱动1.8万亿联合贷款。如果将蚂蚁出资比例提高到30%,意味着同样驱动1.8万亿元联合贷款,需要至少5,400亿元表内贷款外加1,700亿元ABS,总计需要通过蚂蚁小贷放款7,100亿元。而根据表内贷款最多5倍杠杆的原则,蚂蚁小贷资本金需要扩充到1,400亿元的规模。但当前蚂蚁的资本金是360亿元。这意味着办法施行后,蚂蚁集团必须通过大幅降杠杆的模式满足合规要求。

其次,一项金融管理条规、哪怕是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也并非几日之功可成,必然经过长时间的内部讨论以及修改调整。不可能是马云10月24日演讲批评中国金融监管层,九天之后监管层就推出一则专门针对蚂蚁集团的《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在回过头来看,马云外滩演讲与《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两者不是因果,反而更大可能是果因。

因为同在外滩金融峰会上,在马云演讲之前,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以远程视频的方式致辞时,在谈及金融风险监管时就表示“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还有一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马云稍后演讲中所说的“(中国的问题)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缺乏金融生态系统的风险”,似乎是对“蚂蚁”命运早有所知的愤慨之词,也被一些分析认为是在官方宣布蚂蚁集团暂停上市之前的奋力一搏——意图裹挟舆论倒逼监管层。毕竟,以马云的地位和能量,可以合理推测他不可能和普通网民一样,等到11月2日官方公布之后才知道《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内容。

监管步伐不会因“蚂蚁”之大而减缓

此次网络小贷的整治,实际上只是近年来互联网金融整治内容的其中一部分。2016年起,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开启监管元年。

2016年8月24日,中国银监会等4部委发布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为网贷平台设立了借款上限、银行存管等多条限制,被业界称为史上最严网贷监管条例,该条例的出台意味着中国网贷行业过去数年的野蛮增长宣告终结。

随后中国金融监管政策逐渐升级,《关于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备案登记管理指引》《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关于开展P2P网络借贷机构合规检查工作的通知》以及《P2P网络借贷会员机构自查自纠问题清单》接连出台。

2020年4月,互金整治领导小组和网贷整治领导小组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会议指出,2019年以来,全国网络借贷等互联网金融领域风险持续收敛,下一步要积极稳妥做好专项整治收官工作,争取2020年基本完成互联网金融和网贷风险专项整治的主要目标任务。

可见,和今年7月出台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一样,此番《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只是监管层行动计划表中的一部分。

当然,也有舆论批评体量如此之大的蚂蚁集团上市只差“临门一脚”,监管层这种紧急叫停的做法太过仓促,有“亡羊补牢”之嫌——“既然问题如此严重,为什么当初批准上市?”确实,从全球视角看,历史上数次的金融危机均与“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有关,比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源于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oration)破产事件为标志的次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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