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强化治港界线 如何理解“爱国者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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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公布的订立中国未来5年发展方向的中共“十四五”规划建议在涉及香港部分写道“增强港澳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5年前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并无类似表述。考虑到过去5年香港本土主义思潮日益盛行,接连发生旺角骚乱、修例风波,暴露出香港社会的国家意识淡薄和重大管治危机,中共此次希望增强港人爱国意识的政策建议显然不可能是政治套话,而将会是接下来北京治港的方向之一。

近年来,香港社会内部不断凸显的分离主义倾向,令北京不得不对过度强调“两制”而忽略“一国”进行提醒。图为2019年9月15日数千名香港示威者不顾警方禁令,手持美国国旗非法集会。 (AP )

这一政策建议其实和近年来北京治港体系日益强调的爱国者治港相呼应。在增强港澳市民爱国纳入中共“十四五”规划建议之前,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香港中联办)曾在2020年7月30发表声明,回应香港选举主任取消黄之锋、郭荣铿等人的立法会参选资格时,引述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治港方略:“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这一说法对于香港管治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意味着历经旺角骚乱、香港修例风波等事件后,面对本土抗争派的冒起,北京治港体系正在重拾和强化爱国者治港这一邓时代标准。

北京重拾和强化爱国者治港

早在香港回归以前,1984年北京的领导者们在准备谈判收回香港时就已经设计了如何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更加细化的治港策略。当时,邓小平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谈到: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可见,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虽然着眼于如何维护一个多元开放的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保持其独特性的问题,但亦界定了港人治港的标准。

自此之后,“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成为北京治港的既定政策,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也都是延续既有的治港方针。例如2004年12月20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澳门回归5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演讲时就提到“要坚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依法治港、依法治澳,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不过那时候,因为尚处于香港回归初期,陆港关系相对和睦,尤其是2008年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达到历史高点,使得彼时北京治港体系对爱国者治港的强调相对少些。

但随着香港回归之初的陆港关系蜜月期逐渐远去,港英殖民时期遗留的一系列问题和深层次矛盾藉由陆港之间日益频密的经济社会交往而冒起、凸显,香港社会反中情绪复燃,以《香港城邦论》为代表的本土分离主义思潮开始浮现、流传,许多人以过分强调“两制”来抵制“一国”,陆港围绕香港政改议题发生龃龉,令北京不得不因应形势适度调整治港政策。

2014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不仅首度提出《基本法》中虽未明言、但契合其原意的“全面管治权”,而且专门在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部分,用一个小章节来论述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认为:“‘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标准的,这就是邓小平所强调的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对国家效忠是从政者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伦理。”

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报告再度给爱国者治港背书,写道:“我们坚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后来因为2019年香港爆发修例风波,将过去多年香港管治的短板暴露无遗,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不再沿用“爱国爱港”,而是直接改用“爱国者”治港,将“一国”置于更突出的位置,把作为“两制”表现的“爱港”融入更具“一国”意义的“爱国者”之内。这当然不是指以后不再提“爱国爱港”,而是更突出“爱国者”。

爱国者治港理所应当 但要辩证理解

坦率说,“一国两制”框架下的香港以及港人治港遵从爱国者治港其实是理所应当。毕竟,在今天这样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下,主权国家在其领土管辖范围内对管治者有爱国要求,其实是再正当不过的基本政治伦理。在这一点上,没有中西之分,也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别。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爱国者治港就是北京治港政策的基本要求之一,在中国宪法与香港《基本法》中都有规可循。

香港《基本法》序言中就提到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而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制定。香港《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主席及立法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议员、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都必须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

这些官员在就职时要宣誓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其中香港特首还必须就执行《基本法》向北京和香港负责。这是体现国家主权的需要,是落实“一国”的必然要求,确保治港者主体效忠国家和香港,并使其接受北京和香港社会的监督。

香港《基本法》对治港官员的中国公民身份要求及香港特首向北京负责的规定正是落实“一国”的体现。图为2017年林郑月娥面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誓就任香港特首。(路透社)

之所以今天在一个白纸黑字订立的规则下再去强调爱国者治港,并不是因为讨论其合理性问题,而是提醒和再思考。提醒是针对香港社会的本土抗争派、分离主义,警告他们何为“一国两制”,以及要明白“一国”是“两制”的前提,港人治港是有爱国者的前置条件。

关于再思考,主要有两点。一是重新思考关于爱国者的界定。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指出,爱国者是指“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这个标准清楚地表明,“爱国”和“爱港”并非对立的选项,而是统一的整体。

但因为邓小平的说法相对抽象,落实过程中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在开放和辩证视角下理解爱国。比如那些口头上喊着爱国爱港却擅长投机的人是爱国者吗?那些真心支持“一国两制”但有不同意见的人是爱国者吗?

过去多年以来,治港工作在界定爱国者时似乎有时并没有一个比较令港人信服、严谨的定义,以至于被不少人利用和钻空子,令不少人对北京治港的爱国者标准存疑。现在北京治港体系重拾和强化爱国者治港,有必要重新审视过去多年的做法,把握好爱国者的界定,努力提升爱国者治港的公信力。

二是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要与时俱进地更新爱国者的内涵。香港回归前后,当时最主要的诉求是确保香港平稳回归,那时候的爱国者内涵自然侧重支持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但在香港已经回归23年的今天,主权回归不再是个问题,爱国者的内涵显然应该侧重当年邓小平说的“尊重自己民族”、“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照此标准的话,今年7月香港中联办支持香港选举主任取消黄之锋、郭荣铿等人的立法会参选资格就是情理之中了。而且可以预料,这一爱国者治港要求应该会贯穿日后的香港选举和高阶官员任免当中。另外,《基本法》关于拥有外国居留权的港人可在立法会最多拥有20%议席的规定,或许需要重新审视在今天香港是否还有合理性。

在上述背景下再来看,多维新闻和港媒香港01近年来提出的“香港应建立特区公民制度”和扩大高阶官员问责范围的倡议,就有自洽逻辑。

由于历史遗留原因,持有外国护照或长期离港人士,只要在香港有居留权,都是可以在香港投票甚至参选,进而成为治港官员。但正如所有国家或地区都会有的担忧那样,持有外国护照或长期离港人士一旦成为管治者,他们是否存在疏离感,是否有足够的政治忠诚。像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就曾因为担任议员时的英籍身份备受争议。

基于这一考量,今天香港确实有必要参考国际经验和自身实际情况建立一套公民制度,对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要求作出规范,并考虑扩大高阶官员的范围,对更多负责官员提出爱国者治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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