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收紧 北京治港推倒重建的最新注脚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公民党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和梁继昌抗议北京的决定,此前北京的最新决定划定了香港立法会议员的资格认定。(HK01)

北京时间11月1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份涉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随后港府依据该决定宣布取消泛民主派杨岳桥、郭荣铿等4人的立法会议员资格。该决定规定,今后参选或者出任立法会议员的,都将以此决定为准绳。

从时间点来看,这是香港修例风波和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北京治港推倒重建的最新注脚,是继2020年北京治港体系人事调整,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简称两办)罕见高调发声和港版国安法颁布以来,北京治港政策的最新发展。放在更大背景来看,这一切应该以2014年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为转折点,在修例风波的刺激后这一变化来得更快,力度和广度更大。

有关北京最近治港动作的解读,请点击:

对于此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推出的涉港法律决定,多维新闻在《北京重新立下规矩 香港政治环境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文中梳理了这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规定香港立法会议员与港独主张划清界限,并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一国”之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其实是与数月前颁布的港版国安法一脉相承。港版国安法适用于全港,为香港堵上了国安漏洞,这次的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决定是针对治港机构,北京处理涉港问题正在精细化。

当然,中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一决定立刻引来泛民议员反弹,15名议员总辞以表抗议。对此,中联办发声表示谴责,并再次解释中国人大常委会这一决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其实,此次中国人大常委会的涉港决定正如港版国安法的出台,是中国人大常委会这一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决定,从宪制秩序上说,香港反对派没有反对的操作空间。但今天泛民议员之所以以总辞抵制中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归根究底是这一治港界线没有在香港回归之初就从理念落到法规的制定上。

今次,中国人大常委会出台涉港决定加强治港官员对“一国”的法律认知与认可,正是经历近年香港社会先后出现的街头运动看到曾经的治港界线正在被不断侵蚀。2014年一连在香港持续数月之久的占中运动是北京治港态度发生转变的一个转折点。

当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不仅首度提出《基本法》中虽未明言但契合其原意的“全面管治权”,而且专门在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部分,用一个小章节来论述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认为:“‘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邓小平时期所强调的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对国家效忠是从政者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伦理。”自此之后,北京对治港机构的界限要求从理念开始进入政治督促。

到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在当时的报告中再次以“爱国者治港”凸显“一国”,但是不同于澳门很快成为北京口中的落实全面管治权的榜样,香港社会内部凸起的本土分离主义思潮以及积累的陆港矛盾并没有给予香港自我拨乱反正的机会。

倒是在2019年借港府修例掀起的修例风波,以惨痛的方式,警示过去多年北京治港政策的不足。这一次,中共在风波之下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拿出了治港的制度性方案。当时的会议《决议》在第十二项“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制度设计中,不仅非常直白地强调了坚持“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这样的逻辑,还称“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提高特别行政区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

此后,治港体系的人事变动,封疆大吏出身的夏宝龙、骆惠宁执掌中国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两办的高调表态等等都是处理涉港问题一揽子计划中行动。而随着港版国安法的实施以及中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等等所关涉的中国主权与国家安全的问题也从最初的理念进入法律、制度层面。

尽管这一过程是香港社会发生的变化倒逼北京出手的结果,但其实关于北京治港的界线早已划定。此次北京出手,香港当然会有不适应。但现在的香港不缺情绪,需要的是理性。基于此,香港应该认清自己的身份。这样就能理解北京接连警示或者划定底线的逻辑。也只有明白了底线,才可能获得更大空间。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