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贫困县集体“脱贫” 中共提前收官的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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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凉山是中共这轮扶贫攻坚的重要战场。四川作为中国西部人口大省拥有88个国家级贫困县,11月份宣布所有贫困县“摘帽”。 (AP)

北京时间11月23日,中国大陆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摘帽”(摘帽意味着扶贫成果显现,不再作为贫困县给予政策优待)。之前,中共声称将会如期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兑现2020年消灭“绝对贫困”以及“摘帽”所有贫困县、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承诺。

自1980年代,中共便在持续推动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扶贫战,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巨大红利在提高人均收入摆脱贫困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直到习近平上台时的2012年末,中国按照自己设定的贫困线标准(低于世界银行人均每天1.9美元的标准)仍然有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在过去的8年间,北京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推行了更大强度的扶贫战。外界该如何认知这场脱贫战?

摆脱贫困 细看中共扶贫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生产、消除贫困的工作。但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扶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提出并大规模实施的。”2002年7月份,中共官方曾在白皮书《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中如此介绍中共扶贫的由来。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贫困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对经济的破坏后,让中国贫困雪上加霜。据中国官方统计,1978年末当宣布改革开放时,中国拥有超过7.7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366元人民币/人•年,按现价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为温饱而挣扎,贫困发生率超过97%。1982年,当中国政府首次对“苦瘠甲天下”的甘肃定西、河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启动大规模国家专项扶贫计划时,当时的西海固“有的农民家里就一个碗,老爷爷先吃,吃完儿子吃,然后两个小孩吃,再是女人吃……”

改革开放,让中国实现了长达三四十年的经济高增长,再加上1980年代中共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开始有计划且持续数十年不间断的扶贫计划。在这期间,中共先是在1986年首次确立331个国家级贫困县并为之提供各种专项基金和以工代赈机会,在20世纪的最后数年更发起一场“冲锋”一举基本解决了全民温饱问题。

1994年、2001年和2011年,中国政府曾先后三次调整“贫困县”名单,且贫困线标准几经调整。截至2012年,根据中国国务院扶贫办的两份名单——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全国连片特困地区分县名单,前者包括中西部22个省份的592个县,后者则涉及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680个县,有440个县同时出现在两份名单中,刨去重叠部分,全国共有贫困县832个。同时,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到2012年年末已下降到10.2%,贫困人口规模为9,899万人。

按照中国官方的贫困标准(以2010年不变价人民币)——这是一个相较于世界银行标准更低的标准,中国脱贫状况不仅是低水平的,而且即使如此仍有将近9,900万人口没有摆脱“贫困状态”,这对于当时刚刚上台的习近平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2012年秋跻身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第一本个人作品即是1992年出版的《摆脱贫困》,记录其当年主张福建宁德时的思考。事实上,随着2020年中共承诺的全面小康目标大限将至,中共在过去的8年将扶贫视为越来越重要的工作。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南下湖南湘西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这是继1980年代作为中共执政重要任务的扶贫由“救济式扶贫”到“扶持式扶贫”之后,又一次转变。随即,中共投入空前的力量,“四级书记”负责、扶贫干部下沉,贫困户建档立卡……告别以往的大水漫灌式扶贫,以每年千万以上人口的速度“消灭贫困”。

“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决不让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掉队”——2015年11月底,中共先后召集高级别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部署攻坚战。2017年秋,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下达死命令,重申“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自此3年中,中国最后的脱贫难度最大的贫困人口以千万以上速度继续锐减,贫困县一批批“摘帽”,到2019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551万,而发生率已降至0.6%,距离最后完成既定目标仅一步之遥。

“正面”与“反面”

“中国成功让数亿人摆脱极度贫穷,实属人类一大创举”,美国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11月份出版的个人回忆录《应许之地》(A Promised Land)中如此评价中共的“贡献”。

客观地说,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与有限的资源、落后的生产力在过去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一直困扰着历届政权。从中共建政开始,到1978年改革开放,贫穷的噩梦也如影随形,正是在此背景下,在改革开放后的40余年时间内,让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被普遍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任务。人们必须承认让7%的耕地养活22%的世界人口尚且困难,处理不好就将“天下大乱”,更不要提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

在这一点上,中共不仅将其视为共产主义“共富”理想的实践,当然也会认为这是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所在和政权安全所系。但不管怎样,世界上恐怕少有政党有如此强烈的意愿和“可怕”的执行力去推动完成这样一项全民脱贫任务。

当然,作为一项自上而下推动的政治任务,中共脱贫计划并不是完美毫无瑕疵的,从方案的设定到具体的执行都存在相当的争议。

首先,人们担心,“扶贫”因为客观原因根本无法保证“一个不落”,甚至也无法杜绝“返贫”的可能性,这迫使各级官员在北京的高压下不得不倾向于弄虚作假,疲于奔命于搞“数字脱贫”、“大跃进”等形式主义。中纪委5月份通报贵州省一名副县长负责脱贫攻坚易地搬迁,在1,324套搬迁住房仅有584套达到了入住条件的情况下按100%完成度上报欺瞒上级。而另据通报,地方政府官员还有借牛羊拼凑“养殖大户”上报等情形出现……

这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尤其是地方官员的浪费,更重要的是“脱贫”的虚假繁荣。

其次,人们也对北京根据10年不变的贫困线标准感到不满。正如上文所说,现行贫困标准为按照2010年人民币不变价即2,300元人民币为标准,这不仅一直低于世界银行标准,更重要的是是否能够反映当下人们的最低需求。外界存疑,即使按照这一标准中国在年内顺利完成脱贫任务,其意义也不大。

不过,这一认定本身也是有问题的。且不论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问题,单纯是当下中国居民收入结构就很值得研究。尽管近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但是大多数人收入水平仍在低水平徘徊。

5月份的中国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他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北京声称现行标准不能随意拔高,地方不得订立不切实际的目标,其意义即在于“兜底”,解决一步再循序渐进进行下一步。

当然,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即便中国脱贫成功也的确是低水平的,也没有必要沾沾自喜。

(本文原刊于香港01,文字略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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