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赵立坚现象背后有无“路线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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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屡“闯祸”的赵立坚在中国外交系统虽属于“异类”,但其存在有其必然性。(Reuters)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了,从“新冠肺炎病毒来源美国实验室”到此次转发漫画暗示澳大利亚军队在阿富汗行凶,几次搅动起外交风波。外界称,赵立坚之所以能够活跃在中国外交舞台,乃是中国外交“鹰派”逐渐取得优势,掌握主导权的缩影。然而,赵立坚并不是中国外交系统中的“另类”,他的“爆红”的确意味着所谓“鸽派”的失势吗?

中国外交有没有“路线斗争”?

近思录专页|通古今之变 思治乱之道

这一问题要回到具体的“语境”。1949年中共建政,仿照成例成立专司外交事务的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1954年更名中国外交部,至今位列国务院排名第一大部,足见其地位重要。外交部起初由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兼掌。彼时,中国任命了首批出身于军队的驻外使节如伍修权、黄镇、姬鹏飞、耿飚等十几名将军,无论是当时中共所奉行的意识形态和独立自主外交路线,还是驻外使节的将军出身而言,都决定了当时中国的外交形象是“强硬”的,充满“斗争”色彩的,当然这里并不否定毛泽东、周恩来主导下,中国外交的斗争艺术和斗争技巧。

1958年陈毅接替周恩来的外交部长一职,作为一名元帅和中共党内颇有名气的“儒将”。当时,他最著名的一次对外表态,“你们都一块儿来吧,霸权主义和反动派一块儿来进攻吧,我们等着,等得头发都白了”,正能展示当时中共的外交姿态。周恩来评价,“他在对外活动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之处;他思路开阔,知识深广,眼力敏锐,胆略超人,言谈中往往有新创造、新境界”。

当时,中共外交决策大体来说是集体决定,自然少不了争吵,但是这并未影响到作为一个具体的执行部门外交部对外政策的一致性,而所谓的“路线之争”反倒是来自外交系统之外的声音

比如,公论认为,中国的外交路线在“文革”开始后因为林彪、江青等人的介入而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过,正如中共文革史专家卜伟华在《文革中的极左问题》所述,事实上自从中共党内否定时任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的“保守”路线便已经开始了。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王稼祥基于当时中国的现实困难上书中央,呼吁“对帝修反要和(三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一少)”(即“三和一少”),但在“文革”前夕即遭到了批判,尤其是1965年林彪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呼吁全球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后,“极左”路线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开始全面左右中共的外交路线。

因此,“四人帮”对外交路线的所谓“干扰”是表面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在此背景下,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烽、戚本禹“夺权”外交部,宣称对“革命”不利、不合理的要监督掉,还要改变外交部现有制度。随后,风庆轮事件则代表了中共上层两种力量的角力。

邓小平主政后,适应改革开放形势调整外交路线,整顿外交系统,奠定“韬光养晦”外交工作基调,内部有没有不同声音?当然是有的,向资本主义投降、搞“修正主义”、做“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些声音不仅是外界对中国角色的“不适应”,同时也反映了从“文革”极左思想禁锢下的一代人与一个崭新时期的内在意识形态冲突,并非短期内可以完成过渡。

此外,在此时期,意识形态的分歧逐渐让位于现实的政见不同,这催生了1990年代起中国外交的欧美派和亚洲派(知日派)分歧的传言。前者认为包括钱其琛、李肇星、杨洁篪等人,后者则以唐家璇、王毅等人为主,而曾任钱其琛首席助理的沈国放之所以“高开低走”则被认为即包括这种政见分歧的因素。

外界传闻中的欧美派和知日派:

不过,在现实中,这种“分歧”在“党管一切”的政治原则下很难被印证,相反人们最容易感知的还是中国外交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展示其或强硬或“软弱”的外交姿态的,也就是“鹰派”还是“鸽派”主导外交的问题。

2019年8月份,作为一名在境外社交平台Twitter上表现活跃的中国外交官,赵立坚从巴基斯坦被征召回国任命为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随后继任第31任新闻发言人,其特立独行、频繁制造热点的“性格”使其轻易地被外界塑造为中国“战狼外交”的典型代表。

尽管外界对于赵立坚的上位有着各种解读,甚至包括一些阴谋论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系统内部不同路线博弈的结果,但是,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他只是中国外交的“另一张面孔”,而并不是所谓的“第二条路线”。

赵立坚——当然,不止赵立坚——的“爆红”,还包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转型,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的活跃,都具有某种必然的逻辑。其一,从现实背景看,国际力量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成长为今天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忽略的存在,随着利益的拓展,与美国等其他国家发生摩擦甚至针锋相对博弈的可能性大增。

其二,从外交战略上,从“韬光养晦”到“积极作为”是中共捍卫其日益广泛利益的必然,本身即意味着外交姿态趋于主动进取,而非消极防御。

其二,从外交队伍的迭代看,活跃于相当不同的两个时代背景下,适应当下全球化和互联网社会的年轻一代本身可能拥有更丰富的世界接触经验,也对西方世界拥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认知,比如赵立坚本身对欧美的白人至上拥有更直观的感受,这必然会投射在他们的对台姿态表达中——这一变化与中国民间“小粉红”崛起逻辑相通。

其四,正如上文所说,赵立坚与现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女司长华春莹并不是代表两种不同“路线”的排斥性角色,二者只是代表了两种风格,且统一服务于中国外交的全局,否则二者决然不会并存。当然,人们总有自己的不同认知与好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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