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对习近平首提“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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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11月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炉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后有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亲自提“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外还有舆论沸沸扬扬,互联网巨头们忽然间被认为是千夫所指,自然也是加剧了巨头们的焦虑。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社会主义”定语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表述,精炼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优势,那就是:既充分发挥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又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近些年以来,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一批诸如阿里巴巴之类的互联网平台公司。(VCG)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探索,形成了一条不同于苏联、不同于西方的道路,那就是既充分利用资本和市场,又利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约束资本和市场,让资本和市场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这种模式,既不同于苏联的消灭市场,也不同于西方国家让资本占据支配地位。而是从生产力水平出发,既充分发挥市场和资本的作用,又把这匹烈马戴上辔头,不允许市场的作用无限膨胀,不允许资本对社会的支配权力无限扩大。

既利用市场和资本,又约束市场和资本,这一思想在中国一直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实际上,今天中国的私营经济,已经同旧中国的私营经济、西方国家的私营经济有着显著的区别。区别的核心就是,中国的私营部门是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的私营经济,从而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和私营资本之间也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在资本和权力之间有一道防火墙。更不同于西方国家,大型垄断资本可以直接影响和操纵政权。总之,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定语,就是要坚持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

“平台”已具备资源配置功能

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也有必须说清楚这个问题,这句话所指是什么。

从“两只手”说起。在经济领域有两只著名的手:一只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手;一只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看得见的手”——政府的手。这两只手,左右互搏,又相互协作。这两只手都不完美——市场虽然富有效率,但经常会失灵,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也无法兼顾公平。因此有时候就需要政府的手加以调控和监管。政府的手,亦不能掌握一切,这样会导致经济相对的没有活力,资源配置缺乏效率。总之,在以前,这两只手左右着资源配置,而且人们对如何使用这两只手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制度体系,在处理经济问题甚至极端的经济危机时,如今也基本能应付阙如。

但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对经济、生活的系统性进入和接管,这种经验和制度,从全球范围内都遭遇了挑战,在政府和民间都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和讨论。人们忽然发现,除了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外,又长出来“第三只手”——互联网平台的手。互联网巨头在自成体系的平台内“呼风唤雨”。而且这只手基于所谓数据、算法、云、AI ……这些莫测高深的东西,都看得见却摸不着。所以暂时称其为“摸不着的手”。人们在享受平台带来的各种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作为监管层也是第一次面对,不知道要不要管、该怎么监管。

平台经济已经深入中国大陆社会民生生活。图为中国大陆最大的打车平台滴滴出行。(VCG)

当然,把“平台”放在和市场、政府相等同的地位,必然是没有什么理论基础的,之所以说“平台”是“手”,是因为现在的“平台”,跟习惯被认知的双边市场理论中所描述的“平台”有根本的不同。

当前科技巨头们打造的“平台”,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用资本聚合串联起一个以平台为中心的横向和纵向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一个跨市场的、闭环的产业生态圈;二是向平台内的经营者、用户提供交易场所、规则、支付、金融、监管等准公共产品,回报不再是单纯的财务指标,其目的在于市场支配力;三是平台内要素按照某种机制进行组合和流动,价格机制不明显。

客观的说,由于整个游戏规则,是“平台”自己摸着石过河一点一点设计出来的,所以造成“平台”缔造者就是“王”。由此看,平台肯定是要监管的,关键是怎么监管。根据上述特征,传统的反垄断理论和工具箱,比如所谓相关市场、价格操弄,这些其实都没踩在点上,无法对平台实施有效监管。更荒谬的是,其实有些反垄断工具反倒成了某些平台规避监管的挡箭牌,平台实质上经济组织形态的升维,拿低维的武器来监管高维的形态,其结果可想而知。

传统反垄断模式难以监管

那么,“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不仅是喊口号,究竟如何做?还得从了解“平台”运作逻辑开始。

首先,必须要承认,平台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竞争提升了效率,而不是相反,平台其实提供了一个接近经典经济学自由竞争的市场。完全竞争通常需要五个条件:市场上有很多小的买家和卖家;市场上的每一个厂商生产同质的商品;买家和卖家能获得完全的市场信息;没有交易成本;可以自由的进出市场。可见,平台依托信息技术几乎搭建了一个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因此也是富有效率的,所以平台的巨大成功是科技进步与市场发展的成功。市场对效率的回报也是巨大的,短短几年时间,就可以从一个小创业公司,迅速成长为市场巨无霸。

在中国政府日益重视防范金融风险的背景下,蚂蚁集团需要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监管要求。(AP)

而当下平台备受争议的所谓算法歧视,其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歧视,而在于平台用算法替代了市场机制,发挥平台内的资源配置作用。价格不再反应供求关系,失去了市场信号的意义。从单个平台看,无法对整个市场的供求关系产生系统性影响。但假如所有的平台都这么干,可能就会对市场供求造成影响。但这种基于大数据的算法机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现在还说不清楚。

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平台这只突然多出来“手”的关系呢?现阶段来说,应当立足于打破平台与平台之间分裂割据的状态,让市场要素自由流动起来。不是要摧毁平台,而是统一规则的重建。任何平台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与一般经济规则之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度量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继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也是中国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必然要求。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话说就是,要打破各种反市场的壁垒,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着力打通堵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实现供求动态平衡。

再表达一次,把“平台”上升到比肩市场和政府,缺乏严谨论证和理论支撑,其目的在于让大家意识到“平台”某种程度上具有了这种资源配置的特征,对“平台”的监管应当从这个维度来构建监管框架,用传统反垄断的模式已很难覆盖平台经济领域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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