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观察|中共二十大前的所谓政治“失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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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年末跨越11月和12月的两周内,中共对地方大员进行了两次密集调整,经过最新一轮调整后,2020年内中国地方省份党政一把手有26个职位发生轮替,占中共地方大员人数的三分之一有余。多维新闻将对中共地方大员的基本盘进行梳理,对密集人事调中出现的新动向、“新梯队”,以及一些特别现象进行剖析。

在换届选举年之前的中国地方大员变动尤为惹人注意,但在有人仕途得意的同时也难免有人失意。(Reuters)

年内(2020年)中国26位地方大员的人事更迭,显然已经拉开了中共二十大的换届帷幕。这其中在年初为“救火”湖北而受调的上海市前市长应勇,从山东省长之位南下接棒上海市长的龚正,成为中国唯一一位地方“一把手”的女性官员谌贻琴等等都被认为仕途向好,但当外界将目光锁定所谓的政治高地与政治明星,猜测他们的下一步仕途走向之时,那些曾经也被注目与看好的官员,却颇有“失意”之感。

中共湖北省委前书记蒋超良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前主任(简称中联办)王志民便是案例。蒋超良,曾被认为是中国央行行长人选的金融书记;关于王志民,其在港澳系统历练多年,且曾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旧部的身份被关注。都是1957年生人,且同为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的两人在数百人的中共高级官员群体中脱颖而出,一度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奈何一场突然而来的疫情与香港时局的动荡使得两人也只能感叹时运不济。

蒋超良(右一)被免去湖北省委书记有其在疫情中应对失当引发舆论愤怒的原因,也有时运不济的因素。图为蒋超良参加了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其被免职后少有的官方露面。(中国央视截图)

2020年2月13日,中共宣布应勇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不再担任。这是一起非常规人事任命,其背景是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后湖北官场的迟钝与抗疫不力使得染疫人数持续升高引起舆论恐慌与愤怒。不足一月,蒋超良再辞去其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之职务,至日前的这轮地方党政大员洗牌,蒋超良除了在2020年10月底召开的中共五中全会上露面证明他还留有中央委员的职务之外,再无其他官方信息披露,而错过这轮人事变动的蒋超良目前最大的可能就是被安排到中央某部委,顺利过渡到其退休之龄。当然,在没有进一步信息明确的情况下,已经被“雪藏”近一年且具有金融背景的蒋超良不排除有令人意外的安排以更好人尽其能。

比蒋超良早些时日遭遇仕途变化的王志民即使在2020年1月4日“让位”骆惠宁时,北京都特意提及对“王志民同志的工作充分肯定”,以减少外界对他的猜测与舆论压力。但王志民因香港修例风波从中联办主任一职退下,进而转任被视为“闲职”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正部级),成为任期最短的(2年4个月)中联办主任也是不争的事实。

无论是疫情还是香港修例风波,这些事件的出现要么是“自然”因素主导,要么是时局变化所致,很难把全部责任归咎于个人身上,但处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他们的应对失当或是对时局的失察等都很难令他们在那么大的风浪中能不受影响。当然,他们的职务变动可能并非意味着怪罪或是问责,只是从当时的形势来判断,要更好地解决问题,需要对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职位进行调动。

这些并不写入考察官员升迁的细则,但在实际的官场生态中也是百官默认的潜规则,因此,蒋超良和王志民大概也只能慨叹多少有些时运不济吧。只是所谓的时运不济并不能完全成为官员主观性失误的借口,就如中国文旅部部长胡和平。

一般来说,从中央部委空降地方任党政“一把手”大员,意味着更多的仕途锻炼与履历增色,例如现任山东省省长李干杰。但从一个拥有掌握一方大权的地方大员再被征入中央部委,特别是进入“冷衙门”的官员,一般被认为并不是一个有利的政治走向。尤其是在距离2022年这样一个中共人事换届大年不足两年的时间点,那些从地方党政一把手之位被“安排”到中央部委的官员们,相对而言,可能并非一个好“归宿”。

胡和平(左二)是中共官场“学而优则仕”的典型代表,但在处理地方事务上被认为缺乏政治敏感度。(VCG)

在调入文旅部之前,胡和平本是中国官场上升迁速度最令人艳羡的学者型官员,从2013年仕途从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起步,到2017年升任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四年三连跳。按照这样的走向,1962年生人,且是十九届中央委员的胡和平是具有在2年后更进一步的优势,但是2018年震动中共官场的秦岭别墅案事发陕西省境内。尽管这一违建案件早在胡和平主政陕西之前就已惊动中南海,但是直到2018年中央派出专项整治组案件才迅速推进解决。这期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次批示。秦岭别墅案从一起违建案件到被定义为“不讲政治”,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中央号令在地方(陕西)没有推行,而作为陕西“一把手”,胡和平虽然不在被问责官员名单之列,但最终被平调入京,担任文旅部部长。这样的安排被认为颇有“冷落”意味。

当然也有例外,例如刚刚在本月(12月)初进京履新的王文涛便是从黑龙江省长一职奉调入京任中国商务部党组书记。但胡和平可能并非这个例外。因为相比胡和平曾经的“一方诸侯”身份,王文涛从黑龙江省省长到任商务部党组书记,是从省“一把手”进入中央部委党务“一把手 ”,看似平调,实则是官升半级。此外,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地位更为关键的商务部远远比文旅部这样的轻政务部门更被聚焦和受重视。

因为一件事,或是一次处理不当而丧失政治机遇的案例早在曾经的政治明星陆昊身上上演,这位曾是最年轻的中共中央委员的团派官员在任黑龙江省长时,因东北地区龙煤企业欠薪事件在2016年两会上失言引起舆论争议,随后奉调进入自然资源部。虽然至今才53岁的陆昊拥有更大的年龄优势,但其缺乏地方历练的履历背景,恐怕陆昊终究是丧失了原本最为有利的时机。

当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他们能够在现在的职位上作出成绩,体现出价值,柳暗花明也未尝没有可能。就在此前的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庆祝会上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还特意提到“能者上、庸者下、优者奖、劣者汰”这样以能定职的用人标准。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中国的精英政治选拔体系之下,作为一方大员固然需要同时兼具务“虚”与务实的综合政治素养,但在竞争激烈且群体庞大的官僚体系中,能真正在延续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不出现任何重大失误,坦诚讲,不仅需要很多政绩,还需要人脉乃至运气。因此,中共高层也屡次强调要对官员有容错机制,给改革官员试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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