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观察|中国国务院33人央地换阵 正部级8进2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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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年末跨越11月和12月的两周内,中共对地方大员进行了两次密集调整,经过最新一轮调整后,2020年内中国地方省份党政一把手有26个职位发生轮替,占中共地方大员人数的三分之一有余。多维新闻将对中共地方大员的基本盘进行梳理,对密集人事调中出现的新动向、“新梯队”,以及一些特别现象进行剖析。

当四年一届的总统大选导致美国政坛迎来一场大规模洗牌之时,中国官场人事动向尽管显得波澜不惊,其实也在循序渐进调整过程之中。最近一次引人注目的官员人事变动发生在2020年12月8日,中国国务院集中任用9名官员,并免去了4人的官职。

中国官场人员职务变化十分低调,而其国务院人事调整相对透明和及时一些。如果对过去一年在国务院和地方官场之间切换职务官员进行一番盘点,或将得以窥见中国政坛央地人事流动的一些不易察觉的迹象和逻辑。

中国政坛人事动向十分低调。(路透社)

一般情况下,在中央部门或地方政坛长期任职属于官场常态,而被调离者则属于“意外情况”,可能是因为被组织系统提拔重用或安排历练,也有可能是因为不胜其职,贬至闲差。另外,由于很多官员兼职众多,中国国务院公开的职务调整信息,有时只是人事变动的其中一部分。

据统计,自2019年12月15日至2020年12月15日,中国国务院所公开的与地方交流官员共有33人。其中,由地方到中央者共有22人,由中央到地方者共有11人。可见,自下而上比自上而下的流向更为常见。

10名正部级进出国务院

中国国务院所公开职务调动的官员,大多为省部级,尤其以副部级为多。不过,直接对接省级地方大员或是正部级部委负责人的案例也为数不少,共有10人,分别是由黑龙江省长改任商务部党组书记的王文涛、由农业农村部副部长改任吉林代省长的韩俊、由天津市委副书记改任中科院正部级副院长的阴和俊、由甘肃省长改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的唐仁健、由陕西省委书记改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的胡和平、由福建省长改任中国发改委正部级副主任的唐登杰、由辽宁省长改任司法部部长兼党组副书记的唐一军、由陕西省委副书记改任最高法正部级副院长的贺荣、由新疆党委副书记改任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的孙金龙、由生态环境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改任山东省委副书记的李干杰。

过去一年进出国务院的省部级官员

这些正部级官员的调整,牵动较多,属于重要的组织人事变动,往往并非国务院系统所能决定,而是党政各方面综合考量的结果。

其中,只有胡和平是省委书记进京任职,不过除了国务院的职务,他还兼任了中宣部副部长之职。胡和平长期在清华大学工作,曾被视为“学而优则仕”的代表人物之一。2013年后,他先是在浙江短暂历练,之后被调赴西部省份陕西,逐渐升任陕西省委书记。从省级党委书记到国务院部委负责人,虽属平调,可能也是对其地方工作后的重新认可。但相比于位高权重的地方“一把手”,国务院文旅部近乎“冷衙门”,胡和平的仕途走向因此不被很多观察人士看好。

这10人中,只有韩俊与李干杰属于中央外放,其余皆是地方官进京。韩俊长期在国务院系统从事农业农村相关工作,曾任中央财经办副主任之职。李干杰长期在中国环保总局工作,更准确地说是负责核安全方面的工作,曾任中国核安全局局长之职。在河北省短暂历练后,重返国务院由副部级升任正部级。此番再度下放,未知是否还会更进一步。

这10人均出生于1961年至1964年间,年龄最小者是出生于1964年6月的现任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唐登杰,年龄最大者是出生于1961年3月的现任司法部部长唐一军。唐一军或许也是10人中兼职最多的官员。除了司法部部长兼党组副书记之职,还同时担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职,至少兼任8职。

不宜低估的副部级

从地方进入中央的22人里,有许多并未离开自己的本行,只是到国务院“重操旧业”。例如,由云南科技厅厅长改任国防科工局的董保同、由大连海关关长改任海关总署副署长的孙玉宁、由福建省烟草专卖局局长改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的杨培森等。比较可能的解释是,这些官员因在地方工作出色,被中央看重,并调整到中央担任更重职责。

也有多人在地方和中央的职务关联性不大,如由山东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改任中国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的关志鸥。不过,他曾在辽宁省担任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局长、农委主任、粮食局局长等职,此番进京任职或许正是得益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0年33名进出国务院的官员里,有4人依然从事纪检方面的工作。他们分别是由中纪委国监委驻商务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兼党组成员改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纪委书记的李仰哲,以及驻点由中国发改委到黑龙江的张巍、由北京到中国市监总局的杨逸铮、由江西到公安部的孙新阳。这4人的职务变动可能并非由国务院所左右,而是出于纪委系统工作人员央地交流的需求。

另外,在这33人里,有3名女性官员。上文提到的贺荣与杨逸铮都是女性官员,此外还有由广西党委常委兼政府副主席改任中国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副主任的严植婵。严植婵有广东、安徽、广西三地工作经验,曾任组织部长、政法委书记、统战部长等职,这些可能都是她被派驻澳门之时的被看重之处。

目前在这33人里,只有杨培森的出生年月未知,其余31人绝大多数属于“60后”,唯一例外是由中国发改委副秘书长改任甘肃副省长的程晓波,出生于1972年10月。这位“70后”现年48岁,前途难量。但即使是最年长的唐一军,目前也只有59岁,不及60岁,仕途仍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其实,这33名央地流动的中国官员,在中国庞大复杂的官场体系里均已位居中上层。不论是调动前的职务还是调动后的职务,都称不上是“二线”。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职务变动之后,他们的仕途走向将会有怎样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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