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林彪事件再考察(四):离离原上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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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是中国著名历史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萧功秦最新的一篇关于林彪事件的研究文章,该文章是作者根据多年来掌握的史料,对林彪事件(九一三事件)的前因后果、具体过程与历史影响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并对社会上有关林彪事件的一些传闻,提出自己的点评与解释。在本文中,作者对整个林彪事件形成了相对清晰的证据链的轮廓,并经过综合分析,还原了事件的基本真相。现经作者授权刊登,以飨读者。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现将四万余字的《林彪事件再考察》全文,分成四部分依次发表。本文为第四篇。

第一篇:林彪事件再考察(一):毛泽东与林彪关系的破裂

第二篇:林彪事件再考察(二):祸起萧墙

第三篇:林彪事件再考察(三):逃离北戴河

终篇 离离原上草

驾驶员潘景寅为什么竭力配合林彪上飞机

这时,山海关机场里,最关键的人物是256号专机的驾驶员潘景寅了。用副驾驶员康廷梓的话来说,这位专机师(专门执行专机任务的空军第34师100团)的副师长兼机长,平时言语不多,性格偏于内向,但头脑冷静,处变不惊。他竟敢在三更半夜单枪匹马,连领航员、副驾驶都不要,只带三个机械师,冒着极大的危险,就成功地驾机起飞了,可以说,这创造了一个人驾驶中型运输机成功起飞的飞行奇迹。世界上也绝无仅有(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他这样做,肯定有他自已的理由。

潘景寅为什么会这样做?随着康廷梓回忆录的出版,这个谜团可以得到解释了。康十分幸运地没有被潘景寅叫醒一起上飞机。也幸好是这样,才让我们有可能根据他的判断,来破解这个巨大之谜。康廷梓说,他对这个问题,反复想了几十年。他的判断是,长期以来,潘景寅深受林立果的政治宣传的影响,把林立果当作林彪的化身,以“路线斗争”的政治高度来听从命令。

据康廷梓回忆,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前不久,林立果一伙就在专机师散布“阶级斗争复杂论”,说空军司令吴法宪等在中央召开的九届二中(庐山)全会上,是反对毛主席与林副主席的,要解决“跟人”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西郊机场接见了专机部队团以上的干部,在会上没有点名地进行了一番“阶级斗争复杂论”的煽动讲话。在极左的政治氛围中,潘景寅对此是深信不疑,他当时也根本不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批判的事,在他看来,忠于林彪与林立果,就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最大的忠诚,就是最大的政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环境中,出现这种政治思维定式,并不意外。

概括推断,可以肯定的是,林立果与叶群于当晚11:30前后决定立刻北上飞逃苏联,后大约在晚上11:40左右,林立果从北戴河给山海关机场的潘景寅打电话。林立果在这个电话里告诉他,林彪即将从住地出发,立刻去广州,为了林彪首长的绝对安全与保密,参加这次航行的机组人员,越少越好。

林立果为什么提出这样的特殊要求?明里说,是为了保守首长行动的机密与安全,实际上则是因为,林立果在起飞以后,势必要用枪威逼潘景寅立即改变航向,由南向北飞出国境,到那时,如果机组人员是人多势重的九人团队,单凭林立果与刘沛丰的两把手枪,是无法控制局面的。

那么,潘景寅为什么会同意尽可能少带机组成员?尽管256号专机是个中型运输机,操控难度很大,但潘景寅以为,去的目的地是广州,广州机场有着完善的地面导航设备与灯光引导装置,凭他的技术与经验,一个人驾驶飞机在广州安全降落,应该没有问题。

潘景寅认定,考验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时刻到来了,他出于对副统帅的敬重,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在林副统帅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必须听从林立果指示,让副帅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至于其他的,是党的最高机密,是自己不应该知道的。自己的责任就是完成首长交给自己重要任务。

按康廷梓的说法,在当时的政治气氛里,如果潘景寅对执行林彪专机任务的正确与否产生任何怀疑的话,那才是不正常的,是违背逻辑的。因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除了在党内关起门来批判陈伯达之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林彪有什么问题,哪怕是小道消息也没有。林彪具有“伟光正”的强大的光晕,任何怀疑都是不可能的。

潘景寅放下电话后,马上让调度室主任电话通知海军场站要加油车。这是因为从北京来山海关机场后,由于飞机自带的压力加油接头与山海关机场油车上的接头不配套,没有加足油。13日零点05分,潘景寅走出调度室,把睡在第三个房间的三位机械师轻轻叫起床,并让他们立刻上飞机进行起飞前的准备工作,并有意不叫另外房间里的领航员、通讯员与副驾驶员等其他五人起床。此刻的潘已经下定决心自己一个人驾驶飞机上天了。

再接下来,潘景寅一声不响地回到了调度室主任的房间坐着,一边守着三部电话,也守着那位调度室值班主任,随时准备阻止他通过电话去叫醒其他成员起床。潘景寅的“尽心尽责”,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零点22分,林彪的黑色大红旗轿车急速开到了机场,在停机坪上的256号专机的左后方停了下来。潘景寅听到大红旗开进停机坪的声音,立即起身,从调度室直接快步跑向飞机。

叶群、林立果处于极端亢奋、紧张与惶恐之中。林彪本来就是一个精神与身体都不健康的病人,两个多小时以前,即林立果从北京返回北戴河以后,这个给他与全家带来灾难的儿子,才突然告诉他在北京搞政变失败的实情,他在震惊之后,也不得不同意第二天早上去广州避难。当他刚睡下不久,叶群又急促叫醒他,告诉他有人来抓他了,在林立果与叶群极度惶恐与焦虑气氛的影响下,他的日常判断力下降,也变得六神无主。林彪没有戴帽子,在9月北京寒冷的秋风中,他光着头,脖子上围着叶群的女式围巾,喘着粗气。与当年决战疆场的“战神”相比,此时的林彪已经是判若两人。

机舱门口还来不及安放大型登机梯,只有一个随机携带的能够折叠的便梯,叶群先上飞机,林彪就是在上拉下推的情况下,才笨拙地爬上飞机的。林立果一手持枪,最后一个登上飞机。

潘景寅驾驶的飞机强行进入跑道,在没有灯泡指引的黑暗中强行发动。此时另外五个机组人员已经得知消息,他们立刻起身,飞速跑向正在发动的飞机,但已经追不上了。他们没有赶上这次死亡飞行,这成为了他们终生的幸运。

追赶林彪座驾的8341部队的汽车也在此时赶到,见到256号专机正在向跑道开动,不知所措,想拦又不敢拦。

与此同时,山海关机场也接到北戴河8341部队基层负责人打来电话,电话强烈要求他们阻止飞机起飞,然而,山海关机场与8341部队分属不同系统,彼此并不熟悉,这一命令可以被认为来源不明,听电话的人无法证实其权威性,也无法采取有力行动,致使机场中一片混乱,有旁观的,有叫喊的,没有统一指挥。

有的机场海军人员,由于不知林彪就在即将起飞的飞机里,所以反而敢于前去拦阻,却不知应该如何拦阻。

正在迟疑时,没有赶上飞机的其他机组人员,对着海军人员的汽车大声喊“赶快直接开到跑道前面去!”,然而却还是晚了一步。256号专机此时如同醉汉一样,在没有地面灯光指引的黑暗中,跌跌冲冲地飞向天空了。此时是9月13日零点32分。从林彪座驾开到机场再到飞机起飞,一共只十分钟。

256号专机为什么坠落于蒙古沙漠

飞机起飞后,这架飞机里发生了什么事?由于机上所有的人都葬身于蒙古温都尔汗,我们只能根据现在所能掌握的资料信息,来加以推断了。

潘景寅以为目标地是广州。飞机上天后一开始是向南飞行,不久,林立果支开了驾驶舱里的机械师,机舱里只剩下林立果与潘景寅两个人,(或许还可能加上刘沛丰,以增加对潘景寅的压力与声势。)林立果把机舱门关上后,就用手枪威迫潘景寅改变航向。

驾驶员潘景寅别无选择,只得改变航向,向北飞行。从飞行轨迹上看,这个大弯转了足足有20分钟,才调整到325度的外逃航向。

由此可以推断,正是在这20分钟里,潘景寅经历了极度震惊、内心的矛盾挣扎、在抗争与服从之间的犹豫,考虑到直接抗争会导致机毁人亡的后果之后,才不得己地屈从,当时的256号专机在黑暗天空中飞行的轨迹,如同一个倒写的大问号。

凌晨1点55分,256号专机在起飞83分钟后,飞越中蒙边境44号界桩,接下来就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飞机起飞时,油料只有12.5吨。经过此段飞行,飞出国境时,机上的油量大约还只剩下5吨,即使在正常情况下,飞机也只能再持续飞行四十分钟。这样的油量肯定飞不到伊尔库茨克,如果继续北飞,再过去就是西伯利亚山林地带,在那一片荒野,夜间进行机场外的迫降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那么,不去伊尔库茨克,转飞乌兰巴托如何?飞出中国国境的44号界桩时,大约还有510公里才能到达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如果三叉戟飞机一直在9000至10000米的正常高度,也即最省油的经济高度飞行,到达乌兰巴托,或许是勉强可以的。然而,为避免被雷达发现,256号专机始终是在海拔3000米的中低空飞行,耗油量比一万米高空的正常飞行要大很多,至于大多少,飞行员无法掌握,但现有的油量,肯定也到不了乌兰巴托。

由于没有领航员、通讯员与副驾驶员的配合。飞行员甚至不知道飞机场的确切方位。

林彪专机此时所面临的情况是,深更半夜,油量警告,落地无门,联系不通,进退两难,实际上处于迷航状态。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飞机上那仅有的一点油量,在有限的时间内,在黑暗荒野中寻找到尽可能平坦的降落场地,在凶多吉少的迫降中,寻求一线生机。看来也只能在温都尔汗荒原中,找适合的地方迫降了。

迫降失败是大概率,由于三叉戟飞机机翼在飞机肚子下面。迫降时几乎就是机翼先着地,极易发生侧翻,由于没有副驾驶帮助,完全由一个人操纵大型飞机,既没有地面指示灯导引,又没有平坦的地面,对驾驶员来说,向前飞,必死无疑,现在迫降,也只有万分之一的成功概率。

这就是林立果与叶群鲁莽无知行动造成的残酷的现实。此刻,林立果也不得不同意在温都尔汗的荒野上迫降了。可以说,自256号专机一旦起飞,就注定了整舱人的灭顶之灾。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27分,在地面滑行了大约二百米后,飞机由尾部触地,这是迫降的必要动作,但由于晚上对地面情况了解困难,着地角度过大,飞机发生向上反弹,反弹后的飞机第二次着陆时,机翼触碰到地面,失去平衡,在地面上跌跌撞撞滑行二百米左右后,再次反弹,飞机翻身碰撞,引起飞机爆炸。由于剩余的油料比驾驶员预估的还要多一些,于是飞机发生大面积的燃烧,强大的冲击力把九人摔出机舱,九人全部在大火燃烧中遇难,遗体散布在一大片原野上。

这整个飞行灾难故事,其实很简单,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林立果命令飞机起飞时,并不知道256号专机里并没有足够飞到苏联的汽油。

而潘景寅则根本不知道林立果计划外逃苏联,他始终以为,反正此行是去广州,飞机里已有的汽油也勉强够用了,实在不行,还可以在中途路过的机场加油,于是强行起飞。

一旦上了天,由于油量不足,只好在蒙古高原沙丘地带冒险迫降。由于前面所述的种种条件,夜间在山地野外迫降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于是,温都尔汗就成为林彪一家、随从人员与无辜的机组人员的生命归缩。

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的林彪乘坐的飞机坠落在温都尔汗附近。(YouTube视频截图)

人类的历史上有许多重大事件,往往就是由一些当事人想不到的偶然因素的叠加,造成意想不到的结局。

燃料不足,是飞机迫降的根本原因,256号专机前后一共有三次加油机会,但都由于种种偶然小原因,而没有加满,这就决定了林彪全家的命运。让我们看看,这个大事件的小原因,是如何改变了共和国历史的。

首先,在9月12日晚上林立果准备乘256号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飞往山海关机场以前,飞机在起飞前加油,不一会第一辆油车的油没有了,原来可以让另一部加油车前来输油,把原定的十七吨油加满的。但飞行员认为此次任务是去山海关,只有40分钟航程,现有的十五吨油足够了,所以并没有加足17吨油。(如果加足到17吨。第二天256号专机飞进蒙古领空时,就有14.5吨油,这样的油量足够让驾驶员将飞机安全降落在乌兰巴托机场。)

其次,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后,只剩下12.5吨油了,本来第二天要飞广州,要加油到17吨的,但由于这是256号专机改装后的第一次飞行,其接头与机场加油车的导管不配套,油又没有加成功,潘景寅说,那就算了,明天早上飞行前再加吧。这样,这架从北京飞来的飞机,直到飞往蒙古以前,始终只有12.5吨的汽油。

如果按叶群计划,是第二天早上去广州,那么,潘景寅会于明天一早按程序事先把油装到17吨的。没有料到,林立果与叶群突然当天半夜就北逃,并在11点多通知潘景寅,潘景寅立刻起床,并通知山海关机场调试室加油。当机械师已经爬到机翼上正要加油时,林彪等人仓皇赶到,且严厉命令马上就飞,潘景寅以为此行仍然是去广州,于是就开着只装有12.5吨汽油的飞机勉强上天了。这点汽油量,正是飞机不得不在极端恶劣条件下在蒙古荒野中迫降的原因。

其实,后来人们才知道,温都尔汗附近就有一个小型的军用机场,离飞机失事地的航程只有十分钟距离,但当时在驾驶舱里,望着窗外无边漆黑的潘景寅,又怎么可能知道?即使知道,后果也不会有太大区别,因为那小型机场土石路面上,根本没有地面导向灯,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林彪事件的总结与启迪

其实,林彪的命运存在着其他多种可能的结局。“九一三”事件是所有可能结局中最坏的一种。在事件发生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避免向最坏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但都没有避免。这真像是人们所说的“墨菲效应”:只要事情变坏,以后每一个新发生的环节,总是朝着事物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 林立果要发动政变,并将这一绝密计划于9月7日告诉林豆豆,林豆豆完全可以直接告诉林彪,让林彪知情,林彪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势,阻止林立果发动政变,并阻止有关方面对林立果的调查。长期蒙混过关当然不可能,但可以隐瞒相当一段时间后才暴露。林彪或许还有可能在此期间体面主动下台,位子肯定不保,但决不会死于温都尔汗。

—— 林豆豆于当天将情况密告警卫长李文普,如果这位警卫长在以后四天时间里,不是极为愚钝地对此事不置可否,而是及时将情况报告8341部队,中央肯定会在第一时间知情,此后有四天时间做各种准备,“九一三”事件也不会发生。

—— 周恩来在9月12日晚上10点多钟得知林豆豆的报告以后,或者11:40分得知林彪即将出发时,如果在以上两个时间中的任何一个时间,能果断发布命令,要求北戴河警卫部队与林办警卫全力阻拦,林彪的座驾根本不可能离开北戴河寓所,即使到达山海关机场,也无法起飞。

—— 即使以上的情况都没有发生,林彪即使能顺利地冲过58号楼的8341部队驻地,如果追赶林彪大红旗座驾的警卫们不是被一列长长的货运火车隔开来,他们肯定会及时赶到山海关机场。他们固然不敢当面拦住林彪,但可以直接拦阻飞机起飞,然后听候中央指示。此时,机场再拿出周恩来指示即“必须四人联合同意才能起飞”的上方宝剑,就起作用了。

—— 如果山海关机场海军部门的汽车提早30秒钟开到跑道上去,并在那里停下来,飞机也不可能起飞。有时,历史的结局往往就取决于30秒钟。

—— 如果此前256号专机在北京机场已经加满了17吨油,林彪飞机起飞后,进入蒙古领空时至少还有14.5吨汽油,飞到乌兰巴托是没有问题的。温都尔汗的离离原上草,就不会有九具遗体了。当然,那将是另一种坏的结局。

尽管这一事件会因各种偶然因素,形成不同的具体结局,但历史学者研究这段历史的目的,并不是像诗人那样,发一通思古之幽情,感叹历史中生命的无常与偶然,而是为了从中吸取对中国人有益的历史启示。这就使我们必须回到宏观的思考中来。

马克思(Karl Marx)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一书中指出,他要研究的是法兰西的历史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舞台,让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平庸小人物,不自觉地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提供的思维方法与角度,来观察一下文革时代的大格局如何导致“九一三”事件的。

在文革畸形的极左体制的权势庇荫下,林彪权高位重,却又是一个无力看管权力的病夫,极左体制缺乏全面有效的党内监督机制,这种不正常的“权力溢出效应”,让叶群、林立果这样的家庭成员,首先成为这种“权力溢出效应”的“受益者”。

林彪的两重人格,使他在私下里不断把自己对现实的不满灌输给自己儿子,在林彪的权力庇荫下,林立果被推到与他的年龄与经验不相称的高位,并在品尝到权力的过程中,在获得极大的活动空间与地位之后,在乃父的光环下,开始变得权欲熏心,权势膨胀,并充满“格瓦拉”(Che Guevara)式的暴力激情,成为文革权力场上被催熟的怪胎。

于是,林彪家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给全家带来灾难的儿子,他的权力地位、野心与相应的能力、知识、经验又极不相称,其阴谋计划幼稚到根本无法推行,而必然失败。林彪最珍爱的正是林立果这个“盒子”,然而这恰恰是一个“潘多拉盒子”,当它被打开以后,林彪未必知情,也无法控制。林彪本人又不得为儿子的弥天大罪承担后果而逃命。

一旦发生突发情况,决策层由于没有掌握足够信息,又难以对具有崇高地位的党的副统帅采取针对性的阻止举措。

驾驶员在极左迷信与盲从的政治气氛中,根本丧失了合理判断与选择的能力。(当然,我们无权要求他有这种能力)

最后,林彪等等乘坐的256号专机因半夜迷航、失油、驾驶失误而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这就是中国版的“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故事,由于极左的特殊环境,它更为荒诞,但绝不是不可理解。

澄清社会上一些流行的说法

这个五十年前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现在已经讲完了。行文已经逾四万字,还得花一点笔墨,对半世纪以来社会上流传的一些错误传闻,作一些点评。

其一,为什么不是潘景寅的自杀行动。

有考察过温都尔汗地形的飞行专业人士认为,该地区地势相对平坦,以潘景寅的经验与技术,安全降落应没有问题,且专机上的油没有放完,这是不合飞行手册规定的。于是据此推测,潘景寅是故意采取自杀行动,来阻止林彪的叛国行为的。

关于这一点,只要一句话就可以驳倒了。那就是:在迫降前,机上所有的人都已经脱掉了鞋。飞机坠毁时,鞋和人不在一起。从九具尸体都没有戴手表和穿鞋这一点来看,他们是做了迫降求生的一切准备的。其实真要自杀,潘景寅不需要选择温都尔汗,一个普通的小山头撞上去就够了,从潘景寅遗体看,他临终前表情痛苦,撞山头就不会痛苦了。

其二,关于“飞机是被我方导弹打下来的”。

这也是毫无根据的传言。据说某导弹部队复员者说得有鼻有眼,凿凿有据。

此事件发生两个多月后的1971年11月,蒙古国情报部门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过实地调查,并写出《查明飞机坠毁原因的报告书》。该调查报告现在已经解密,并翻译出来了,该报告证明,飞机不是被打下来的,而是自行坠落的。结论如下:“中国256号专机由于飞行员犯下了飞机驾驶错误而坠毁。”

从现有史料来看,当飞机即将出境时,吴法宪就请示过,是不是要把飞机打下来,由于毛泽东与周恩来根本不了解此事件的前因后果,在事情完全搞不清的情况下,连阻拦指令都没敢下,怎么会突然下令击落?这时击落对方,是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的。于是只能决定让林彪飞出去了,在当时,这是不得己的决定。毛对此并不满意,但也是无可奈何。所以才说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只能随它去吧”。

直到几天后飞机坠落的消息被确实,毛才十分高兴地说,“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如果是打下来的,毛就不会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了。

其三,关于“飞机迫降前已经在空中着火”。

有蒙古当地人回忆称,当天夜间曾用肉眼看到,先是飞机在空中燃烧。然后带着火坠落。这里,让作者引用康廷梓这位权威人士的话来反驳:如果飞机真的在空中已经着火,那就不可能出现带着大火的机体还能继续飞行的情况。三叉戟飞机发动机在机体的尾部,大火不但会引起通往油箱的油管爆炸,也会在短时间内使飞机尾部的操纵舵面失灵,而导致飞机失去平衡无法操纵,三叉戟飞机在空中着火时持续飞行,并启动场外迫降的程序是根本不可能的。康廷梓认为,大功率的两个着陆灯在夜间,对于不熟悉飞机的普通人来说,才能给人以“着火”的感觉。

其四,关于“飞机被定时炸弹引爆而炸毁”。

这种传言认为,周恩来三次接到北戴河警卫报告,都没有直接命令阻拦,并且还让林豆豆一起上飞机,这符合“杀人灭口”的逻辑。并以此断言周是在毛的授意下,派人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这是所有传闻中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周恩来得知,林彪将在第二天早上飞广州,是在9月12日晚上10:30前后,此时离林彪专机于12:32起飞,不过二小时。要安放“定时炸弹”,先要物色合适的人选,再由该人在半夜把炸弹从中国某地仓库里取出,再运送到离北京350公里以外的山海关机场,再越过机场极其严密的防控警卫(当天晚上山海关机场海军警卫严格到什么程度?据当事人日后回忆,当天晚上值班的警卫全由排级以上干部担任)进入飞机停机坪。还要再设法另配钥匙,钥匙还可能不止一把,才能把飞机门打开,再放入定时炸弹,仅有的两小时时间内,有可能做到吗?

退一万步来说,从逻辑上分析,由于周恩来只知道飞机的目的地是广州,因此,即使要安置“定时爆炸”时间,合理的爆炸时间也应该设置在9月13日上午某个时段,即设定在飞机13日上午起飞后,前往广州的飞行途中,而不可能是13日凌晨两点多钟,即256号专机坠毁的时间。

再说,对共和国的副统帅通过“定时炸弹”予以处决,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而且,《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份反革命文件,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几周后,才被发现者上交的,毛与周在事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样严重的情况,凭什么要暗杀对方?

更何况,众所周知,中共革命从来并没有暗杀政敌的传统,革命政权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正当性与话语解释权,可以从容地对政敌进行“阶级敌人”的意识形态定位,根本无须采取暗杀这种独裁政权才采取的办法。

其五,关于黑匣子。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当时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外交人员孙一先等与蒙古国人员交涉时,从来没有向对方提到黑匣子,他们回忆说,这是因为国内从来没有对他们有这方面的指示,所以也不知道飞机失事后,首先要找黑匣子。

这些都是事实。中国人为什么不要黑匣子?为什么从来没有找过黑匣子?为什么不向据说黑匣子的保藏者苏联要回黑匣子?

其实问题再简单不过了,根据256号专机副驾驶员康廷梓的回忆,连他这样的副驾驶员,当年也从来没有听说过黑匣子。他认为,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飞行界,根本没有黑匣子的概念。即使这架飞机原来安装有黑匣子,但从巴基斯坦当作二手货转买来时,巴基斯坦也没有告诉中国接收人员这方面的任何情况。正因为如此,黑匣子即使有,也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使用过,所以其中也不会有任何信息。

也有飞行界专业人士称,只有后来生产的新版E型三叉戟才装有黑匣子,256号专机则是老款的三叉戟。这样就能解释,巴基斯坦为什么没有告诉中国接受方有关黑匣子的事。关于黑匣子的事,学术界与社会各界可以就此打住,以后再也不必争论不休了。

其六,所谓“潘景寅在周恩来指示下让飞机故意失事”。

这是网上流传甚广的一种传言。网上还有所谓的“黑匣子录音被破译”的新闻,这更是不值一提的无稽之谈。

其实,根据潘景寅家属回忆,潘景寅在家里得到机场电话,去机场以前,根本不知道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出门。9月12日傍晚临走时,他刚把饺子包好,还来不及煮,他还对妻子说,这次去山海关,往返时间不长,说不定晚上还会回来,那时再煮饺子。遗憾的是,他已经葬身于蒙古荒漠,永远无法回家吃他刚包好的饺子了。

中国的历史由此走向新的转折

“九一三”事件发生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在政治局与军委负责人出席的会议上,宣布完林彪的死讯后,就叫汪东兴立即到中南海去。没有多久,汪东兴返回,说毛泽东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也举行了庆祝,还很高兴地喝了酒。然后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刚作的指示:“主席说要感谢林彪,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 这件事情的开始和结束,都由他自己解决了,把问题全部处理好了。为林彪的死干杯!”

这就可以理解,正如有当事人在回忆中所指出的,为什么周恩来的处理瑕疵,毛泽东没有问责,因为林彪之死确实有有利的一面。

毛泽东对林彪事件,也有内心复杂的矛盾,林彪之死,与他在南巡讲话中点了林彪的名有关。他也私下里考虑过,是不是当时有更好的办法。

“九一三”事件发生25天以后,在10月8日毛泽东接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前,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见到毛泽东,发现老人家已经是满脸倦容。毛缓慢地说:“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让治。”

他还说:“原来中央准备在三中全会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安排林彪的工作的。”

事件发生二十多天以后的毛泽东,心情是十分复杂矛盾的,人的感情就是这样复杂,毕竟林彪是出生入死的共和国功臣,是帮他打下天下的老部下,老人家一定还会想起,他进入北京城以后,林彪还风尘仆仆地从北京出发,前往华中、华南,指挥四野将士解放全中国,当时与林彪在京告别的情景,毛泽东一定历历在目。他又联想到另一个与林彪命运相似的人。他说:“高岗不自杀,也准备安排他的工作。”

吴德感叹说,显然,关于林彪之事,毛主席到这时还没放下,甚至还困扰着他。(吴德:《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49页。)

其实,毛泽东的意思是,他对林彪是“治病救人”的,而林彪却不让他治病。在老人家心里,他想说的是:“林彪呵林彪,你何必出此下策,化为异邦的离离原上草,九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对你是另有安排的。即使你退下来,还是可以安度晚年的。”

毛内心的苦痛也表现在身体上。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明显感到,老人家加速衰老了。“九一三”事件后,一连几个月,他烦燥不安,骂人,摔东西,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甚至不想见任何人,面孔一直板着,不再像以前主动说话。(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第177-186页。)

到1972年1月中旬,毛突然休克,“差点被死神拽走”。(李静主编:《实话实说丰泽园》,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第446页)可见,林彪事件对毛老人家的打击还是很大的。

时任副总理纪登奎回忆,周恩来在得知林彪飞机坠落之后,在人民大会堂,突然情绪失控,忍不住痛哭起来,弄得纪登奎特别紧张,他对周说,林彪死了,这是好事呵。周边哭边说:“你们不懂,你们不懂。”

周恩来这样情绪失控,原因一定很复杂,这既包括他对林彪的多年战友情感,也包括别一种担忧。他预感到林彪系的人从此将永远退出中国高层政治舞台,他在应对江青势力越来越嚣张跋扈的过程中,将更为步履为艰,陷入更为困难的境地。在文革的高层政治中,已经没有可以实现平衡的力量了。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从中短期来看,林彪事件反而让江青的极左势力,进一步坐大。此后五年,是周恩来最困难的时期。

然而,从更为宏观的历史来看,另一种更为强大的历史潮流,也在社会上暗暗涌动:毛以大政治家的无畏姿态,决定把《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份极其反动的罪证资料向全社会公布,这让人们在反思林彪事件的同时,也进一步对文化大革命本身进行深入的反思。

林彪事件,对深受文革极左思潮困扰的中国人,产生了震憾性冲击,从此以后,思想觉醒的暗流在社会各阶层中形成,从长远来看,它是全民性的文革神话破灭的起始点。

这种大反思,在五年后追悼周恩来逝世的群众性运动中达到高潮。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即将到来,中国人民满怀新希望的日子也即将到来。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已经向前发展,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与林彪事件的、满目人苍夷的共和国,已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发展得更为富有生气、强大与稳健。

在人类进步的长途中,每个民族在争取进步的漫长历程中,都会经历失败、挫折与灾难,然而,所有这些也可以转化为这个民族的经验资源,如果理性地加以认识和发掘,那些失败、挫折与灾难,也会变为滋养这个民族理性能力的营养,让这个民族变得更为成熟。

在林彪事件发生五十周年来临之际,中国人可以从这样的反思中获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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