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反腐专家:“文明高于制度”值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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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十八年(1420),辉煌的紫禁城落成。近600年过去,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宫殿,正变成中国年轻人眼中的“网红”和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图为2016年10月10日,北京故宫太和殿举行消防演习。(新华社)

12月8日,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社交平台上讨论了一个问题,他并不同意在本次美国大选中,有人所相信的美国选举制度有一种自我矫正能力,只要这个选举制度能得到维护并能够有效运作,目前美国社会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就可以通过自我矫正来解决这一观点。放在文明与制度的关系这一命题中,他认为文明高于制度,这个结论随后引起了学界争议。后来孙立平教授补充解释说,就人类社会而言,目前在整个文明层面所面临的问题,远远高于在具体制度层面所面临的问题,如果不能将具体制度层面所面临的问题置于整体文明所面临问题的背景之中,很难认识到问题的根本所在。本文作者,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也加入讨论,本文是为他的回应。

昨天,有朋友从网上发来清华大学孙立平老师的一句话:“文明高于制度。”并转达了孙老师关于有想法的朋友,可以交流讨论的提议。我喜欢看孙老师的文章,认为他的这句话有深度,值得有想法的人共同探讨。

首先,从基础来看,制度以文明为基础,制度高于文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既创造过人类最灿烂的文明,也创造过人类最先进的制度。但是很多人对灿烂的中华文明,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对曾经领先的中国制度,却置若罔闻,视而不见。自梁启超先生提出“地球上古文明国家有四”的观点以来,人们就不假思索地将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这四大文明古国实际上对应着世界古文明的四大发源地,分别指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中国这四个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而同一时期的爱琴文明却因疏忽未被包含在内。

中国的学者中,研究文明的太多,研究制度的太少。1949年只身去了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的钱穆先生,是这太少中的杰出代表。以致世界古文明中的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爱琴文明,或早已湮灭,或严重衰落,唯有中华文明虽经多次劫难,却能依靠制度的力量,浴火重生。

秦始皇初创的古代“三权分立”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及隋唐开创的“开科取士”制度,就是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的重要并先进的制度。这两大重要制度,既保护了中华文明的成果,又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功不可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制度创新有二。一是创立了比较科学的权力结构:皇帝独掌立法权、决策权——“王言即王法”;丞相、郡守、县令分级执掌行政权,由皇帝统一任命;相对独立的御史大夫、监郡、监县御史,分别对丞相、郡守、县令进行到位监督。“历代但行秦制也”,既包括秦开创的郡县制,更包括秦开创的中国古代“三权分立”的中央集权制。二是隋唐开创了当时先进的选人用人体制——科举制。既把权力之门,向所有人开放;又设立了比较公平的起跑线,不分贫富贵贱,择优取士。世界几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能活到今天并凤凰涅槃,实得益于在当时极具先进性的这两大制度。

其次,从过程来看,文明是人类历史积累下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的人文精神、发明创造过程的总和,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过程的集合。制度则是对这一总和与集合的深加工及提炼。由此可见,制度高于文明。2007年,英国《独立报》评出了改变世界的101个发明。除了公认的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外,还有一大发明——算盘,并位居第一。

对算盘使用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公元190年的东汉。西汉发明的造纸术、隋唐时出现的雕版印刷术、唐宋时广泛应用的指南针、火药,这“四大发明”及算盘,是中国古代文明创新的智慧成果和科学技术。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Candan Jerome),早在1550年就第一个指出,中国对世界所具有影响的“三大发明”:是司南(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而四大发明的说法,源自英国汉学家李约瑟。他们都看到中国古代文明集中体现在这几大发明上,也看到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还看到经各种途径传至西方,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却没有看到:这四大发明都与中国古代当时先进的制度——相对先进的权力结构和相对先进的选人用人体制紧密相关。正是这两大先进制度,把控并成就了当时的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领先于世界各国的优势。

第三,从结果来看,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证明:制度文明的状态,取决于社会现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整体水平的提高;唯有制度文明,才能巩固并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高于文明。

一个国家的文明状态,与其说主要反映在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所能实现的程度,不如说关键在构建其制度文明上所能达到的高度。最有价值的创新,是为将来留下更多的可能。立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之上,且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制度文明,既是最有价值的创新,也能为将来留下更多的可能。物质文明,可以把人类送上火星定居长住;精神文明,可以普天之下皆兄弟。而唯有制度文明,才能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最美好向往——这一人类自诞生以来最有价值的创新!因此,就时空而言,制度文明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最广泛、最深远的文明。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础来看,还是就过程来讲,或者是从结果来分析,结论应该是:制度高于文明。制度使人类与其它高等动物相区别,制度文明使现代人,与近代人、古代人、远古人相区别!就基础而言,制度虽然晚于文明,但它立足于文明的基础,因而制度高于文明。从过程来看,文明是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过程的集合,制度则是位居其上,对这一过程集合的深度提炼。据结果分析,人类创造物质文明,需要微观战术的聪明;创造精神文明,需要中观战役的智慧;创造制度文明,则需要宏观战略的气度与胸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花,必须结成制度文明之果,才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制度文明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历史哲理。

当然,如果把制度局限在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条条款款。文明或许就能高于这种浅层次的制度。

但是,还有深层次的制度——即保证那些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条条款款,得以坚决执行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

潜心于制度研究,三十多年前,既懂得了,为什么“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道理;又明白了,制度有浅层次制度和深层次制度,两个层次的区分;还悟出了领导制度的关键,是权力结构;组织制度的重点,是选人用人体制。

正是多年前的这些“懂得”、“明白”和“顿悟”,让我敢于指出,制度的生命力不在执行,而在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度如果符合了客观规律,不但有生命力,而且能被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执行。制度如果严重违反了客观规律,不但没有生命力,而且一定会被人民坚决地抵制。

上世纪五十年代,轰轰烈烈在中国全国范围开展的“人民公社运动”,执行力前所未有。短短几年,全中国农村就由互助组而合作社,由初级社而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全国土地都姓“公”了,农民却“出工不出力”了。一方面是“人民公社运动”的执行力,举世无双;另一方面是“人民公社”的生命力,却极其低下。除了在极少数几个具有农民领袖能力如陈永贵等人的治下,集体经济还搞得不错外。全国大多数人民公社社员,都以“出工不出力”进行消极抵制。“人民公社”制度的超强执行力,甚至导致在无战乱的情况下,创造了饿死上千万农民的人间“奇迹”。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形式,冒着巨大的风险按下红手印,将村集体土地“分田到户”,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更赢得了“改革第一村”的美名。(多维新闻)

而“小岗村”、安徽、四川等地农民自发而起的“包产到户”,中央一没有开展“全国农业学小岗村”运动,二没有在全国范围大力推广表彰“全国农业学小岗村”的先进典型,三没有大搞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对农民兄弟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发了个符合客观规律,说人话、办人事的“中央一号文件”。亿万农民兄弟,就以“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前所未有的执行力,回应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开放中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迁。让国家走出了困扰我们几十年的“短缺经济”怪圈。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等若干票证很快取消。我们这批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同龄人”,终于既盼来久违了的吃干饭、吃饱饭日子,也盼来不过年也能肉蛋奶管够的岁月。甚至出现因身体内贫穷基因过于强大,肉蛋奶长期摄入过多,而出现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几高问题”。

当然,换个角度讲。如果说,制度文明中的文明高于制度,或许是可以的。因为,制度文明中的文明,既不单是制度,也不单是文明。而是一种制度化的文明。如同物质化的文明、精神化的文明。作为基础的制度、物质、精神已经化作文明了,也就是“化茧为蝶”了,文明自然也就形成了。

据此,我以为,也只有在这个特定的前提下,制度文明中的文明高于制度,或许是可以的。

(作者 李永忠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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