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出言警告 中共在舆论战场担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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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副部长徐麟代表中共高层说出“坚决防范资本操纵舆论”。(新华社)

中共近期两次召开的重要会议(12月18日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12月1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均有提及“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首次成为中国年度经济工作的重点,这自然成为中国舆论场最受关注的话题。虽然理智分析一下都会知道,反垄断不是反资本,更不是反市场,但人们还是会想当然地将其画上等号,并将“反垄断”、“反资本”的缘起锁定在马云这位中国首富身上。

对资本出言警告,中共在舆论战场担心什么?中共又意欲打造一个怎样的舆论战场?其实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网信办主任徐麟日前在中国新媒体大会上的一番讲话,已经将第一个问题回答得很清楚,那就是“牢牢把握新闻舆论工作的主动权主导权,坚决防止借融合发展之名淡化党的领导”。

这其中的问题导向很明确:在互联网引领的技术变革之下,中共切实地感觉到,自己在舆论战场的主动权主导权面临被削弱的风险,“党的领导”存在被淡化的隐患,而来自资本的挑战(操纵舆论)尤为紧迫。

比如2020年6月,阿里巴巴副总裁蒋凡遭遇私生活丑闻,阿里持股30%的新浪微博瞬间让所有负面评论消失并将相关话题撤下微博热搜,导致微博热搜被官方勒令整改。其实相似情景四年前已经发生过一次,阿里影业投资的电影《没有别的爱》被舆论质疑台湾演员戴立忍及女演员水原希子的政治取向,微博在“救火”的过程中甚至连共青团中央这样的中共附属政治组织的官方账号也一并禁言。

这种“霸权”只是结果,“因”则是阿里系媒体帝国的迅速扩张。据不完全统计,仅2012年至2015年,阿里巴巴以各种方式投资入股的媒体至少有20多家,其中不乏四川日报集团、芒果TV等官媒。事实上,不止阿里,中国互联网传统三大巨头BAT(百度、阿里和腾讯)以及新晋巨头字节跳动(Tiktok母公司)皆已通过自营或者投资方式涉足包括媒体在内的互联网全产业,形成各自的“互联网产业帝国”。

而随着技术变革加速推进,中共在舆论战场上主动权、主导权方面的危机感只会越来越大。凭借庞大的用户资源,通过议程设置和大数据算法,包含各类公共产品的“平台”可以决定人们每天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思考什么、不思考什么。也就是说,在网络舆论导向中,资本逻辑越来越多地影响和控制舆论话语权和社会心理动向,并潜移默化的完成价值观塑造,甚至已经出现资本通过控制舆论的影响力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苗头。

点击大图观看受资本影响下的中国媒体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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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中共不能接受的,这就涉及到上文提及的第二个问题。早在2013年的“8•19”讲话中,习近平就明确表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要牢牢把握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结合中共十八大至今各种对于舆论宣传领域的官方表态,徐麟代表中国领导层首次直白地警示“资本”,不难看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想要营造的舆论战场,至少包含四层意涵:

其一是强化党的领导,“敢于亮剑”。“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已经被写入中国宪法正文第一条,习近平也在2018年3月的中国“两会”上做出“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的表述。事实上,“党的领导”已被中共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无论是建国70周年等重要场合的讲话,或是某个具体领域的座谈会,习近平的讲话中只要涉及总结中国经验的部分,“坚持党的领导”无一例外都会出现在首要位置。2019年年末,上海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大学修改后的章程中空前强化了“党的领导”,亦可看成是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在大学校园的投射。在舆论阵地“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在“8•19”讲话中即指出要“敢于亮剑”,放在今天来看,资本为了自身利益而涉嫌操纵舆论“公器私用”、甚至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形,显然也在“一切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的范畴内。

其二是以正面报道为主,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中共对于时代的判断是中国“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所以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只不过习近平要求正面宣传需要提高的“质量”和“水平”,在今天看来依然难以令人满意。在目所能及的中国官媒的正面报道中,政治宣誓式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框架依然是主流,老套且说教感十足,只会给受众带来严重的阅读障碍和有违常识的现实疏离感。

其三是避免僵化的形式与文风,讲好中国故事。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共宣传部门曾在全中国的新闻系统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力求改变曾经僵化的宣传方式、话语体系,对社会不同群体“有针对性的工作”,更要在世界范围内讲清楚中国的现状、中国的特色。遗憾的是,中共宣传系统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仍然停留在“只讲中国好故事”的政治正确层面,这不仅让中国故事中积极的一面失去了说服力和公信力,更使得自身在应对西方媒体的负面报导时永远慢半拍,越来越捉襟见肘。远如“一带一路”对于中国“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的指责,近如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的“中国责任论”,中国方面往往只能做出枯燥乏味的辩护,不少西方民众甚至更愿意相信西媒报端的小道消息。多份民调显示中国的国际形象在疫情期间明显下降,与中国在宣传上的弱势不无关系。

其四是适应技术变革,推动融媒体新格局。早在2014年8月,在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深改组第四次会议上,媒体融合发展被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被看作是官方掌控的传统宣传力量开始向新媒体领域迁移的动员。此后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谈及媒体融合发展,201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更是直接把学习地点搬到人民日报社,学习主题就是“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

这其中不可忽视的地方在于,媒体融合发展必然需要资本的助力。事实上,在近十多年来全球传统媒体行业普遍衰落的大背景下,正是资本的加持让很多曾经难以为继的新闻产品借助新媒体平台重回大众视野,让中国的舆论场恢复了活力。在某种意义上,资本拓宽了中国的舆论空间。

这就涉及到对于资本的理解。作为剥削工具的“资本”当然需要监管(习近平近期已两次强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但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并不必然与“作恶”存在逻辑关联。中共在舆论战场上主动权主导权被削弱的风险,并非是“对手太强大”,很大程度上是自身战斗力不足造成的。

中国官媒系统虽然在媒体融合方面多有成绩,但并未在传播渠道上真正解决“本领恐慌”,在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内容生产距离“行家里手”还有不小的距离,尚未走出“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怪圈。

多重潜在危机之下,徐麟对资本出言警告,显然是中共想要对过去一段时间舆论战场混乱局面进行拨乱反正,为接下来把握主动权主导权清理路障、夯实地基。但设想中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关键问题还在于被赋予“打铁”重任的宣传系统能否做到“自身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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