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冠军到妈妈嘴 两岸媒体与网络炮制的“社会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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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大陆杭州一名女子向法院提起自诉,表示于2020年7月间收取快递时被偷拍短片,制作成“富婆勾引快递员”的谣言散布在网络上,并登上杭州全城热搜;虽然谣言散布者很快被警方查出,但是谣言已经传遍女子的小区与工作单位,导致女子饱受议论并被工作单位劝退,此后尝试再就职也多次碰壁并被确诊忧郁症,形同“社会性死亡”。

网络霸凌频频引发问题,日本艺人木村花因为节目《双层公寓 东京2019-2020》引发网友在她的社群平台留言人身攻击,最终轻生。(Twitter@木村花Wilted flowerHanaKimura Retweeted)

“社会性死亡”相对于“物理性死亡”,也就是虽然生命征象稳定、没有受到伤害,但是在社会上的连结被断开、被无视、被拒绝,难以找到稳定工作、难以和朋友亲族联系,甚至被社会大众轻视与贬低等等,相当于在社会上“没有了曾经的这个人”,连想要“从零开始”都极为困难,最后还可能导致轻生。

同样在7月,曾经登上网络热词、新浪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13亿的“罗冠军案”也是一个例子。罗冠军因为被女博主梁颖发长文控诉“约会强暴”,还被称是“累犯”,引起网友公愤并肉搜出包括家庭、工作地址、毕业院校等等真实资料,俨然成为“全民公敌”。

但一个多月后,事件出现“大反转”,梁颖托律师发表声明称“罗冠军没有强奸我”,双方只是对分手有不同看法。罗冠军则发文表示,早在7月前就已经被散布许多谣言,导致自己大半年来搬了三次家、换了三次工作,每天收到许多辱骂信息,连家人都惶惶不安,自己等于是“社会性死亡”。

原本,“社会性死亡”是一种实际上难以达成的概念,要同时让一个人失去工作、难以找到工作、遭到亲朋好友的疏远、甚至无时无刻生活在社会大众的鄙视眼神下,撇开伦理问题不谈,光是做这些动作所需要的成本都难以估计。

但是在网络时代,资讯的传递被极大化,而同时能动员起来的人数也成比例增长。一条长文微博在数天内就能被传递过亿次,激起成千上百万人的“义愤”,进而肉搜出对方的真实资讯,并大举对其公司、学校、家人朋友等进行骚扰、投诉和抗议,让其主动与对方“划清界线”。

在这个前提下,每一个人所需耗费的成本只是几秒钟,风险也在茫茫网络大海中被降到最低,在原本高昂的成本和伦理问题被极大的数量级分摊到微不足道时,汇集起来的力量却足以达成“社会性死亡”。

这种现实状况也引起许多担忧。引发的条件是如此简单,而引出的力量又是如此庞大,一旦这股力量指错了方向,将轻易造成无辜者的人生破碎。而即使事后被证明是无辜者,造成的伤害也几乎是不可逆的:即使无辜者并未走上绝路,但是社会关系一度破碎的现实仍然存在,而要追究当初成千上万的参与者的责任,则是另外一个难以估计的成本问题。

但这并非只是网络上的民众个别的问题,许多自媒体、网红、名人、意见领袖等等,为了冲流量、赚取金钱和名声,在其中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事实上,媒体从过去就曾带起这种“众人皆曰可杀”的风向。

2013年台湾发生骇人听闻的“八里双尸案”,咖啡店“妈妈嘴”店长谢依涵涉有重嫌,但无辜的老板吕炳宏却被检警和媒体联手“炮制”成凶手:被侦讯的当晚就有晚报报道“案情细节”;店员被警方诱导问话;金纸店老板娘坚持看到他当晚去买纸钱要烧给往生者,即使有摄影机画面证明不是;电视媒体报道他“外貌凶恶”、“金钱纠纷”、“闪烁狡辩”……。

2017年,台湾发生“陈可缃命案”,模特陈可缃遭到程宇奸杀,陈可缃好友、同时也是程宇女友的梁思惠也与程宇一同被警方逮捕收押,媒体随即报道“闺蜜设局杀人”、“罪证确凿谎话连篇”等等,无数网友涌入梁思惠脸书痛骂。结果不到数日后梁思惠就被当庭释放,检方认定梁思惠未涉案而不起诉,梁思惠最后还向警方提起损害补偿胜诉。

2017年梁思惠被报道为杀害闺蜜的主谋,但数日后就因罪证不足被释放。(中央社)

随着时代进步,资讯流通越来越方便、快速,汇集众人的力量也越来越容易。人人都有“路见不平”的“义愤之心”,想要对恶人降下“制裁”,而且是越快越好、越重越好,而求证、求真的过程就往往被牺牲,同样被牺牲的就是一个一个被“社会性死亡”的无辜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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