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汉|疫后365天 中共必须直面两大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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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集中爆发的2月,本刊适时推出《中国战“疫” 第五个现代化大考》封面报导,呼吁中共藉新冠肺炎疫情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系统反思疫情暴露出的中国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短板和不足,包括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维稳”压倒一切的治理思维、积重难返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基层治理的软肋、红十字会的黑洞以及愈发趋紧的舆论管控。当时,中国还处在海外舆论的风暴眼,世界其他国家的疫情也还没有大规模爆发。

时隔近一年,中国内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们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真的来了。中国内部,经过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之后,疫情得以有效控制,截至发稿前,确诊86,770人,死亡4,634人,目前各地已基本恢复正常,封城长达76天的武汉,重启至今不仅经济得以快速恢复,而且成了人们口中“全国最安全的地方”;中国外部,确诊人数超7,000万,死亡人数超160万,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欧美,目前仍看不到疫情缓和的迹象,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大大超过中国爆发疫情以来的总和。

很多人会说,如果疫情没有下半场,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大爆发,中国和中共今天遭遇的压力无法想象,言之危及中共执政的稳定性都毫不夸张。其实在疫情发生一年后的今天,我们拉长时间回看这场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如同很多后来才被人们称为历史转折的大事件一样,充满各种不可思议的偶然,以及只有在若干年后才能领会的必然。

中国疫情得以基本控制后,习近平展开密集的国内调研活动。图为11月13日,习近平在江苏考察。(微博@新华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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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说,最先承受疫情大爆发的代价与危机,是偶然的,因为直到现在疫情的源头还众说纷纭、未有定数。但放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就像人类历次遭遇的瘟疫一样,带有宿命般的必然性。对中共这一即将满百岁的大党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场大考。因为自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今,从来没有一次事件如此全面地检验中国的治理体系,也从来没有一次事件如此系统地考验官员的治理能力。鉴于此,虽然以结果论,中国疫情确实得以有效控制,但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与矛盾,仍然需要切实总结与反思。

讲政治与专业主义

即便到今天,对于局外人而言,很多问题还是没有办法搞清楚。比如2003年非典(SARS)之后重建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中国传染病监控系统为何失灵了?既然相关部门早就知晓了情况的严重性,为何不尽可能早地对外公布疫情的真实情况?湖北和武汉的主政者为何会放任百步亭小区万家宴这样的大规模聚集?在钟南山1月20日明确表示存在人传人前,为何官方统一的口径都是“可防可控”、“不存在人传人”?李文亮等八名医生为何会被扣上“造谣者”的帽子?

以上这些从疫情初期延续到今天的具体疑惑,其实背后都反映出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政治与科学,或者说讲政治与专业主义之间不可避免的张力。通过复盘早期的时间线不难发现,不管是代表政治的中共高层,还是代表专业主义的国家卫健委和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简称中疾控),其实早就知晓了“人传人”的实情。比如根据《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署名文章证实,早在1月7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而中疾控主任高福、副主任冯子健在内的一众医学专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柳叶刀》(The Lancet)等国际权威医学期刊联合发表的研究论文亦明确指出,湖北武汉新冠肺炎或早于2019年12月已出现人传人。之所以引而不发,一直迟至1月20日才由有着极高威望的钟南山道出实情,显然是政治的考虑压倒了专业主义。

曾两度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应对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一场社会危机,或者从危机管理的角度看这类问题,总是有两个维度,而且两个维度之间是有张力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政治考虑,就是人们常说的讲政治、讲大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属于公共事务,处置公共事务的最高标准就是安全、稳定。这个责任是由政府来承担的,所以不能把权力与责任完全交给专家,而政府不能干预,这是不可能的,不能说政府干预就是错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争论呢?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政府处置的根据、依据是什么?政府的日常管理有规则和经验作为支撑,可以按部就班地行事。但病毒和疫情是未知的突发事件,这就导致一种张力的产生,即面对未知突发事件,政府是根据以往的规则和经验来决定,还是要听取专业的意见?怎么处理好政治与专业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讲政治』,说到底不就是为了人民健康、社会安定吗?这和所谓『专业』本质上是一致的。但问题是如果专业意见与政府意见不一致,怎么办?这次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在判断不清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可能就是一个乌龙球,会给社会造成无妄之灾。政府的顾虑就在这里。”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在谈到政治与专业主义之间的张力时则表示,“既然是张力,一方面表明它有一种紧张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张力也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存在,所以难以说消除。尤其在中国现行政治秩序下,共产党作为一个领导党是要长期存在的,中国人很少会去怀疑这一点,你可以不加入共产党或者对共产党有些批评,但绝大多数人不大能够接受中国可以不要共产党。共产党为了保持政策的引领和执行的顺畅,为了政治秩序的稳固,自然会对政治上的一致关系或者说政治忠诚有某种要求。但这并不等于只讲政治,或者说不能理解为要压倒专业。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讲政治也是讲又红又专的结合,你不能不懂专业,不懂专业的讲政治是伪政治。对这个党、这个国家和民众负责,一定是指政治上忠诚,专业上过硬,否则让你防控疫情,你防不了,让你做个手术,你做不好,不知道怎么打针,这样的政治忠诚又有什么用?一个老师,你讲忠诚,你不会教课,你不会去立德树人,这种忠诚也是一种伪忠诚,所以说在中国现行政治秩序下,一定得是政治和专业主义的良性互动,才是最适当的。”

在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下,不讲政治是不现实的,但也要因时因事而变,不能不由分说压倒一切,尤其是在疫情危机关头压倒科学和专业主义。就像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言,“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它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疫情初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如何最大限度保障民众的知情权,提醒人们及早做好防护,避免更多的人感染甚至失去生命。舍主要矛盾而讲政治,这不仅是前期民怨沸腾的根由所在,也是所以会发生“李文亮事件”以及在抗疫前线仍不忘“念文件”、完成填表任务的源头。

经过这次疫情前期的教训,中共有必要在重大疾病预防问题上给与专业主义更多空间与权限,最紧要的,便是赋予疾控中心对外发布信息的实权。要知道,非典后重建的网络直报系统,虽然保证了全国疾控中心人员的信息共享,但事实上始终未能解决监控信息及时发布的问题。根据《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爆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言外之意,隶属于卫健委的疾控中心只负责监控,本身并没有发布信息的实权,更没有决策权。

中疾控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坦言,中国疾控系统只有“干活的权力”,可以收集和分析数据,但不是决策机构,在卫健委系统中的地位也绝对是弱的,疾控情况只有政府授权你去谈,才能谈。疾控中心主要做的还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对防疫工作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中疾控前副主任杨功焕也透露,中国东北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爆发鼠疫,由北京协和医院创办者、中国检疫防疫事业创始人伍连德全权负责处置,他不只是个技术人员,他还有行政权。现在中国这个做法确实是很难,指挥的卫生系统官员可能不太懂,疾控系统人员又没有行政权,所以这中间涉及体制改革非常关键的问题。专家可以发表看法,但不能替代政府发布。鉴于今次的教训,杨功焕建议将防疫应急职能纳入疾控行政部门,让专业人员增加话语权,以改变目前外行指挥内行的局面。

战时状态与日常状态

大疫之下,世人目睹了中国无出其右的国家动员。正如《柳叶刀》所言,在关键时刻展示了中国体制的优势,显示出它的两面性。事实上,高度中央集权的威权体制甚至专制体制尽管脆弱、容易被误导,但它是中国历代王朝强化中央权威、摆脱地方割据尾大不掉,乃至进行重大公共工程和应对集体危机的唯一有效方式,尤其是在“战时状态”下。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火速建立,“全国一盘棋”的应收尽收、应检尽检,网格化的小区封闭式应急管理等,都是在这样的集权体制才能做到的。所以虽然同样是疫情之下的封城,同样是启动战时状态,但中国和西方国家并不是一个概念。

火神山、雷神山的火速建设,以及方舱医院的投入使用,成为中国战胜疫情的关键原因之一。(新华社)

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其中既有体制的优势,也得益于信息科技变革带来的便利,尤其是大数据的使用。确诊病患的行程追踪,密切接触者的排查,健康码的大面积推广和使用,都离不开大数据。而大数据的背后,则是民众对于隐私权的出让。在疫情危急关头,这本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当中国从战时状态走出,已经进入日常状态,如何最大限度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避免发生诸如成都确诊女孩因个人信息泄露遭遇千万人网络暴力的情况发生,就显得尤其迫切。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原主任王长江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坦言,“今天回过头来看,疫情的应对,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证明应急动员机制或者说是战时机制确实是管用的,有非常独特的优势和优越性。事实上,不管在什么时候,应对紧急状态,总是权力越集中越有效。但另一方面的作用是,在疫情控制之后,如何才能很快走出应急状态,回到日常的经济发展和建设阶段,似乎有些难度。政权通常会面临两个问题:该不该管?如何管才有效?对于第二个问题,许多时候我们都解决得很迅速、很痛快。但对第一个问题,往往需要一个不太容易的观念、理念、理论、体制的转折。我们历史上从战争状态到开始全国执政,遇到过这种转折。最怕出现的观念是,既然我们用这样一套模式打下天下,岂不顺理成章地可以用它来治理天下?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思维定势,这种观念一直时隐时现。现在给我的感觉是有那么一种气氛,好像用处理疫情的方法可以用来解决我们发展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在这种观念里,实际上包含着极大的执政风险。”

秦前红在疫情期间所写的日记中,也特别强调了战时状态与平常状态的不同。“紧急状态组织架构是对平常状态组织架构的扬弃甚至另起炉灶。因紧急状态下的目标聚焦、任务相对单一,故紧急状态下的指挥号令中心必须是权威集中的,不允许令出多门。平常状态下的其他部门可以嵌入其中,但不得另行成为决策指挥中心,否则会使得下级执行部门无所适从、不胜其扰 ,且极易形成相互割据、相互内耗的困局。目前在各地各级出现的混乱局面,概因不明紧急状态体系运作之机理使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秦前红亦呼吁,中国应该订立紧急状态法,根据宪法来启动紧急状态,此举“既是为了落实宪法,实施宪法的需要,又可以融通相关不同法,避免法和法之间打架。”对施政官员来说,“需要说清楚你行动的法律依据和理由是什么,要尊重大众的知情权。你不能把老百姓单纯地当做一个被管制的对象,更不能像管一群没有灵魂的动物那样管人民,你要让人民知其所以然。一个讲道理、会沟通的政府更有公信力和行动力。”

诚如开头所言,从来没有一次事件如此全面地检验中国的治理体系,也从来没有一次事件如此系统地考验官员的治理能力。在疫情一周年之际,除了必须直面以上谈到的讲政治与专业主义、战时状态与日常状态两大关键问题外,中国从上到下还有很多需要总结和反思的地方,尤其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中国如何打赢这场还在进行中的疫情防控攻坚战,更关系到中国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用习近平的话说,“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百年不遇的危机,很多人都在追问:后疫情时代我们将会迎来一个怎样的世界?随着美国在疫情、种族主义等内外困局之下的相对衰落,中国一方面不得不背负着疫情最早在武汉爆发的“原罪”、承受来自各方的追责与骂声,另一方面也被各方寄予了厚望。就像很多人虽然不认同中国的制度与模式,但也不得不承认在疫情这样的大灾难面前,中共的治理效能是无可匹敌的。这场疫情考验了一切,也检验了一切,不管中国还是世界,都不应该“浪费”这场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更不应该错过反思的契机。

在重大疫情面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漫长人类发展史本就是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史。从十四世纪那场导致欧洲超过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的黑死病,到1918年那场造成四千万人死亡的全球性H1N1甲型流感疫潮,再到近些年由野生动物引发的鼠疫(plague)、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埃博拉(Ebola)、非典等疫情,病毒宿命般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侵袭人类一次,疯狂肆虐一番后又戛然离去。这次肺炎疫情最早爆发在中国,在武汉,下一次会发生在哪里,没有人会知道。如果经历过这么多次瘟疫侵扰,还有人带着意识形态偏见狭隘地认为这次疫情是“中国制造”,战胜疫情之后换来的不是人们对自然的敬畏,而是继续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狂妄自大,那只能说历次瘟疫用血淋淋的代价留给人们的全部知识和记忆,只是一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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