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大军压境 以战止战的“武力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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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辽西、徐蚌(大陆称辽渖、徐蚌会战)、平津三大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国军仅剩100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与漫长战线上。1949年3月,中共举行建政前最后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七届二中全会,在畅想建政的同时,指出“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所谓“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东北野战军在平津会战中,以29个小时攻克华北重镇天津,全歼国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部13万余人。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二次国共内战中,透过武力解决敌人的“天津方式”,是中共“解放”国民党统治城市或地区的主要方式;但各地“武力解放”各不相同,一念之间,差之毫厘缪以千里。

中共东北野战军三巨头——参谋长刘亚楼、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从左至右)。(视觉中国)

和平为名的“长春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纂的《中华民国史》称,长春围城为“和平解放”,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也冠以“长春和平解放”。国军长春最高指挥官郑洞国也被给予“起义”待遇,文革中也未受到冲击,后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黄埔同学会副会长。但对于长春50万市民而言,长春围城并不是“和平解放”,而是一场空前的惨剧。

6月时,新七军、六十军还能高粱米大豆各半,到8月时,只有精锐的新七军新三十八师每周还能吃一顿少量大米掺多数大豆的“大米饭”、六十军主力一八二师还能用三分之一的高粱米掺大豆外,其余四个正规师远低于这个水准,甚至仅发粮贷金不发军粮。至于地方部队只能以酒糟、糠麸充饥。军队尚且如此,城中普通百姓更加艰难,甚至发生“卖人肉”的惨事。整个围城期间,饿死病死的无辜长春市民高达12万。

1949年中共解放军进入上海的情景。(Getty)

为己所用的“上海模式”

1949年5月23日晚,中共以10个军对上海发动总攻,25日早晨占领苏州河以南市区。25日中午,在中共“围三缺一”策略下,汤恩伯下令撤退,至26日拂晓,国军5万余人乘船从吴淞口撤出。撤退前,汤恩伯任命刘昌义为淞沪警备副司令指挥殿后部队,执行破坏上海的“焦土”政策,但刘昌义见大势已去,于26日投敌。

在发动军事攻击的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工人、学生、市民等开展护厂、保校、反迁移等斗争,保障了战争期间城市的正常运行,为中共接管创造了条件。5月27日,最后一股国军在杨树浦投降。中共进入上海后,又先后打赢了“银元之战”、“米棉之战”,成功接管上海。

中共早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就在海南岛上建立了琼崖根据地,从第一次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到第二次国共内战长期在海南岛坚持斗争,成为中共解放军进军海南岛的最大助力,有名的红色娘子军就源于琼崖根据地。图为2017年琼崖根据地建立90周年时,歌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上演。(视觉中国)

抢占先机的“海南模式”

中共及毛泽东之所以要求“春夏之间”解决海南问题,在于这一季节盛行西北季风,由大陆吹向海南岛,利于解放军的机帆船渡海,到了夏季,风向相反,不利于帆船渡海,一旦错过就要等到冬季。中共之所以难以下决心让主力渡海,在于它的高风险与金门失利的教训,希望筹集足够的船只后再行登陆,比如从苏联、香港购买登陆艇、机帆船。

然而,根据苏联解密档案披露,最迟在1950年5月间,苏联已经同意北韩挥师南攻,而中共直到开战前才被告知。6月25日韩战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就进入台湾海峡巡航,使中共失去统一台湾的时机。所以,当时海南岛渡海作战若是延迟,则后果难料。【点击订阅 查看全文

上文节录自第62期《多维TW》(2020年12月31日)历史栏目文章《大军压境 以战止战的“武力解放”》。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订阅多维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和独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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