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贵神速】国军手令满天飞 越级指挥却非蒋介石专利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从还在大陆的国民革命军时期,国民党对各部队与将领的控制始终不够强劲,且蒋介石以“将从中御”的思维或期许外国调停,屡屡干涉前线国军的行动,造成国军欠缺灵活或部署失当。即便在今日,台军通过《国防法》与《国防部组织法》、以及军令军政一元化来重组指挥链,但各军种之间的竞争之烈与联合效率的低落依旧没改进太多,凸显台军未必能适应现代化战争的窘况。

出身新桂系军阀的李宗仁(左),曾多次批评蒋介石(中)时常越级指挥造成战败,白崇禧(右)也讥讽蒋如同“步兵排长”,而非全军统帅。(搜狐网)

蒋介石事无巨细的手令

过去在军界流传一句话“没有老头子的命令,前线的一个师长不敢调动门口的哨兵”,指的是蒋介石经常“越级指挥”,以手令下达各种指令,并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据一位长期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人士估计,自1936年1月至1948年4月,侍从室收藏蒋的手令就有120余箱。学界因此认为,蒋介石以手令“越级指挥”,是种破坏体制的表现,显示国民党内只有“人治”,离制度化运作尚远。白崇禧曾讥讽蒋如同一位“步兵排长”,李宗仁在回忆录也称:“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新六军少尉黄耀武曾批评:“蒋介石应该把权力放下去,听听指挥官的建议,他不是,前方打仗瞬息万变,眨眼情况就有变化,你老是高高在上,到处指挥……瞎指挥一顿。”

不过已故史家黄仁宇则认为:“只有经过他(蒋)的耳提面命, 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越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只有委员长的手谕或面谕才能派的过去”,显示蒋的手令指挥,乃是其“人身政治”的延长,期望以士气、人心取代制度。文史研究者周渝也指出,抗战时期蒋介石屡屡亲下手另进行军事部署、遥控指挥战斗不胜枚举,这是由于在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中国在形式上为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之后,各路大小军阀虽接受国家改编、领有番号和军饷,但派系问题严重,在战场上经常是号令不出指挥部,蒋介石时常需要亲自过问,非中央军嫡系部队才会愿意动一动,正突显了蒋的无奈与大环境的制约

过去重庆档案馆曾公布,1939年至1944年间,蒋介石对重庆市政所下达的106道手令,其中包括命重庆市政府解决车辆超载,并亲自底定具体的超载罚则;针对拉车马匹过于瘦弱,要求须挑选精壮的马匹,车厢保持清洁、车夫着制服,并规定室内马车的搭乘人数;更夸张的是,多次指示重庆市长吴国桢需在防空洞附近设置厕所,并规定了防空洞外马桶的清洗时限。重庆作为抗战时期中国的领导中枢,重视重庆市政虽有助于提升陪都的国际形象,但身为国家领导人以繁琐的手令出面指导市政,不免易使人有蒋视市政府为无物的感受。

手令指挥作战的失误

再如1937年在晋北进行的忻口会战前夕,归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管辖、驻扎于万寿山的部队在调防时,阎锡山下达“转下之命令早发迟到”,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径下之命令迟发早到”,使该部队不知所措,几乎错移位置。

台“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员张瑞德表示,蒋介石除了越级指挥,决策又往往一夕数变,经常是尚未考虑成熟即下达命令,军队调动到一半,忽然又改变主意,更动自己刚下达不久的命令,弄得上下无所适从。李宗仁认为,这是由于蒋未作过中、下级军官,缺乏战场上的实际经验所致,徐永昌则以为是蒋“用兵不慎深思, 且与僚佐声气不一, 所以军队百苦于更调之烦。”

黄埔一期生孙元良回忆,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期,蒋介石令八十八师必须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时任师长的孙元良认为,孤军守上海,不仅组织面临解体、粮弹不济,混乱而无指挥的情况下,必然会遭到日军毁灭性的屠杀,恐有要八十八师送死之嫌。在无法抗命的情况下,孙元良最后留了一个团死守闸北,也就是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由来。

不过,张瑞德在研究2,000余件蒋介石手令后发现,蒋对军事将领的批评,多出于家长式的求全管教,言词偏激且以偏概全,对黄埔学生更是不假辞色。他分析,这是因为黄埔军校前几期学生的训练期间甚短、所学有限,只因连年征战立下战功得以快速晋升,即使升至军长、师长,多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于是蒋介石多以校长口吻训斥,实乃恨铁不成钢的急切,才会事事干预

张瑞德强调,学界多批评蒋介石越级指挥贻误战机,然而,打仗固然瞬息万变,但前线的一个情况要让师长知道,往往超过12个小时,最快、最近也要花2小时传递:

师长得到一个情况后,再由参谋室作报告,也要一天。拟电报、译电报,再去拍,拍到侍从室再译给蒋委员长看,已经过了几天了。加上又逢委员长休息、开会啦,等到他下达命令,情况早变了。不是他的命令错,而是情况不同了,照他的指示做,必定打败仗,这是必然的,我们指挥系统的大毛病就在这。军队无法独立作战,力量受到本身的束缚无从发挥,这是革命军积习很深的习惯,也是一个大病。
张朋园等,《于达先生访问纪录》

张瑞德特别澄清,事实上包括阎锡山、陈诚、胡宗南等国军重要高阶将领在内,普遍都有集权式指挥的倾向,并非只蒋介石一人喜好越级指挥。反观中共中央军委,虽在1947年夏季以后也渐趋集中,但对下级野战军内的各部队甚少干涉。在进行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等重要战役前,多先征询下级意见,并反复进行研商,最后才由中央军委定案;有时甚至仅指示下级作战目标,不给细部指示,让各野战军得以现场实际情况指挥作战

综观国军内部习惯以下达手令指挥,多数具有贯彻命令、提高效率与鼓舞士气的效果,但同时造成下属缺乏主动精神及破坏体制等负面影响。随着国共内战后期双方实力的消长,蒋介石威信一落千丈,其手令的效果自然也大打折扣。在丧失领导中枢后,使国军最终落得满盘皆输的结局。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