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站|习近平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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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但最近的一次中央全会即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法治国家的基本实现时间一再推到2035年。(央视视频截图)

两年多前,在临近2018年年末的时候,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重要智囊、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在中央党校理论刊物《学习时报》发文,称习近平“贡献”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如今,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则刊载了习近平另一重要老部下、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的一篇长文。事实上,这篇中共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后刊发的长文以更清晰的语言表明中共试图澄清重大原则问题——中国法治的意识形态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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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新(1959年出生)一直被认为是习近平近年着力培养的政坛梯队一员。他早年在浙江丽水插队,后在浙江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习并参加工作,1984年弃学从政在浙江政坛一路拾级而上。当习近平2002年10月份从福建转战浙江政坛时,陈一新已经跻身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隔年又被提拔为浙江省委副秘书长(后兼任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成为习近平身边的“大智囊”。

中共十八大后,陈一新凭借在浙江的政治声望逐渐进入仕途快轨,从主政温州,到跻身省委常委,再到入京充任中共中央深改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再到外放湖北主政九省通衢武汉,到“二进宫”跻身中共“刀把子”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几乎每年一个台阶,在短短数年间完成了一个地厅级主官到中央政法委曝光度最高的领导人。

如今,陈一新俨然成为习近平掌握“刀把子”的主要代言人,所以其言论之权威性和代表性毋庸置疑。

尽管这篇长文像许多中共高级官员的官样文章那样充满了口号和宣传色彩,但是它仍然透露了很多不同寻常的信号,尤其是当这篇文章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发时,其更不同于何毅亭那篇释放探气球的文章了——事实上,当时何毅亭的那篇习近平理论造势文章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普通关注。

首先,陈一新重申习近平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习近平法治思想顺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科学回答了21世纪中国法治进程面临的“世纪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新飞跃,且具有“原创性”。

这事实上很显然是将何毅亭当年提法,即“习近平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到法治范围。这说明,在中共党内存在一个不成文的共识,即习近平思想(当然包括法治思想)地位之高,将是首个冠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而且至少目前来看是唯一一个,其地位远超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等20世纪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延续。

其次,陈一新回应了自2013年“宪政大讨论”以来的意识形态争论,并明确澄清了中共反宪政等基本姿态。这一点可谓来自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定锤之音。

陈一新在这篇文章中宣布“党大还是法大”本身就是伪命题,要坚决破除,同时要让中共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同时,他重申,中国决不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走西方所谓“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厘清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同西方所谓“宪政”的本质区别,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这实际上继承了2011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五不搞”思想,彻底堵住了有关这一“宪政”的所有讨论空间。

事实上,自从中共十八大后的“宪政大讨论”因为官方媒体的主动挑起,引起体制内改革派和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多轮论战后,持宪政主义以及妥协性质的社会主义宪政立场者已经逐渐销声匿迹,难以在任何此类事关中国法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发挥影响力。

习近平公开回击相关争议,称“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则亦在回应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之提问时称,“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再说,宪法是文件,也不就是人写的吗?”

再次,陈一新还暴露了中共更加雄心勃勃的“意图”,他认为习近平“复活”了中华法系,并将中华法系列为全球四大法系之一,认为它对世界也有推广价值。这可能是北京又一鲜明的制度文明输出。

陈一新称,中国自古形成了不同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伊斯兰法系,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而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后“总结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法治文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事实上,尽管世界公认,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中,的确形成了其独有的法系及其制度文明,但是自步入近代后,东亚文明圈基本完全抛弃了既有的中华法系,而或采纳了大陆法系或采纳了英美法系,只是在若干领域保留中华法系的痕迹,即便是中国大陆,基本上也被整体认为属于大陆法系。

陈一新的新提法意味着北京可能不再将大陆法系视为中国当下法治体系的“正源”,而是试图认祖归宗,大幅恢复中华法系的内容。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进步还是倒退,恐怕还有很多争议的空间。

概而言之,习近平上台后一直将“法治”作为既定目标,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一贯是意识形态领域争论的关键或者说根本所在。尽管北京一而再,再而三申明中国法治并非西方所谓“宪政”,同时也一再低调承认中国法治国家目标尚难实现——最新承诺为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但事实上中国自由派一直认为这并不是技术问题,而实为“党大法大”的原则错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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