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汉|法学家秦前红:封城是一剂猛药 中国需制定紧急状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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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武汉封城日记,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想必会是作家方方的日记。但其实在武汉封城期间,常年生活在武汉的知名法学家秦前红教授同样在疫情之初有写下封城日记,并一度在知识界竞相传阅,只不过后来因为有领导善意劝告他,才未有继续更新发布。 12月9日,我们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专访了秦前红教授。从和他的交流中可看出,这位身兼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的武汉大学教授,是一位尊重中国现实和既有政治秩序并主张循序渐进改革的学者,他对于中国疫情防控有着法律层面的思考。本篇采访分四篇发布,此文是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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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疫情一周年,多维新闻采访常年生活在武汉的中国知名法学家秦前红教授。(多维新闻)

中国疫情防控总体表现算不错

多维:你在疫情期间写的日记中,提到中国应对疫情时所出现的问题和需要反思的地方。当时正值疫情肆虐最严重的时候,大家都不可避免受到情绪的影响。现在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放在疫情一周年的今天来看,中国疫情早已得到控制。结合2003年SARS的教训,你觉得现在我们再去看今次疫情,有哪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秦前红:当时是一个在现场的感觉,现在都过去很久了,从时间的意义上讲,虽只是今年的事情,但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太在记忆中,是一个很远的过去事情。

要说反思,肯定还是有不少地方。比如说,在制度层面,如何让应急反应机制更快速有效;在医疗资源的储备层面,今后是不是可以更充足一些,因为当时疫情所暴露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甚至是一个临近崩溃的状态,发生了医疗挤兑,造成了恐慌,进而对大众心理的刺激和社会稳定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多维:你说到制度的问题,其实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中共有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次疫情按照中国政府的说法,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现在回过头来看,你怎么看中国在这次“大考”当中的表现?你可以结合中国过去的表现和今天国际社会的表现,进行一些比较。

秦前红:从比较的意义来看,有两种比较,一种是我们自己和自己比较,比如说跟SARS时的应对比较,另一种是和现在国外尤其是欧美比较糟糕的疫情防控进行对比。我觉得中国人比较统一的看法是,中国疫情防控至少是不错的甚至是良好的。我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要与社会保持一种距离,我也会觉得尽管疫情防控初期很多地方充满混乱和惊慌失措,医疗物资储备不足,但总体表现算是不错的。

中国需要制定紧急状态法

多维:你在2月2号的日记中提到紧急状态和平常状态的不同,认为紧急状态组织架构是对平常状态组织架构的扬弃甚至另起炉灶。我们前段时间采访了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教授,他也提到同样的问题,认为中国应对疫情的方式证明应急动员机制或者说战时机制确实是管用的,有非常独特的优势和优越性,但是在疫情控制之后,需要尽快走出这种应急状态,回到日常的经济发展和建设状态。对此你怎么看?

秦前红:紧急状态和平常状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指挥架构,我们平常的指挥架构有一套党政系统,包括党委、人大、行政部门、法院、检察院,它们在一个正常秩序之下各自去发挥职能,各自要保持一种法律意义上的配合,或者说相互监督和协作的关系。但是到了一个紧急状态下,若还是让各个机关按照平常议事方式开会,去充分的讨论,再有一个表决,那就效率太慢,不太适合。紧急状态之下,所有的问题都是要对焦的,任务相对单一,指挥号令中心的权威需要相应的集中。就拿疫情防控来说,最主要任务是迅速控制疫情,有些看起来不那么紧迫或者重要的一些职能是可以让它暂时停摆,以便于政府能够集中精力应对最紧迫的防疫。

多维:你在日记中说,紧急状态法治理论将成为未来几年学术的一个热点。

秦前红:对。现在诸如医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的学者,都在从不同的视角建言献策,给有关部门写报告。官方也在推动这些工作。人本来就是个学习动物,人要不善于学习不善于总结,就不能称之为高级动物。

多维:你在2月15号的日记中连续提到好几个问题:学界诸多同仁坚持不懈地究问“书面训诫” 的性质,中国是否可以建立 “吹哨人” 制度?为什么没有宣布紧急状态或者戒严状态?在疫情一周年的今天,你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秦前红:书面训诫现在在学理上还有不同的认知,有人认为是行政处罚,有人认为就是个行政强制措施,还有人认为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带有人治色彩的处置措施。

建立吹哨人的制度,学者们也是这么呼吁。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国家,尽管我们政府有一套系统触摸社会,去了解或掌握社会状况,但还是不够的,有时可能会失效,还是应该考虑建立吹哨人制度,有一套规范的预警系统,能够在遇到事情时把信息发出来,然后政府和大众能够据此去做一些必要的及时的反应,这有什么不好呢?

紧急状态和戒严状态,这个要且行且观察,看看我们从这次疫情里面有什么样的反思。我是宪法学者,坚持应该根据宪法启动紧急状态,但后来官方采取的是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的方式。我现在一样还是觉得要有个紧急状态法,既是为了落实宪法,实施宪法的需要,又可以融通相关不同法,避免法和法之间打架。

立法限制野生动物交易有点过快

多维:你在2月15号的日记中有写到说,在疫情尚是扑朔迷离,诸事纷扰,国家深改委会议竟然提出了“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尽快出台生物安全法”,也写到生物安全法涉及科学伦理、科学自治、政府职守、公民道德、社会监督等系列制度安排,关涉政治与科学的分际、法律与职业道德的边界,是一个高难度的立法议题。你用了“竟然提出”,好像这个法律尽快出台的背后,你有一些担忧?

秦前红:我当时觉得节奏太快,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病毒的来源,现在这个病毒的来源也是众说纷纭。当时我们做的假定都是让野生动物背锅的,出台了法规,对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作出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可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研究清楚,立法节奏有点过快。那些以此为生的农户或养殖户,因为这样一部法规就立刻陷入困境。

多维:到了今天,你是否还觉得这个立法有点太快?

秦前红:是有点快,那么快立法等于承认了病毒源自野生动物,比如说是蝙蝠,那不就是告诉别人病毒可能在中国先出现?可我们后来也明白,病毒未必源自中国,武汉是疫情集中爆发的首发地,但首发地并不等于病毒一定是从武汉产生的。我们当初通过立法承认病毒源自野生动物,潜藏含义是病毒可能先在中国出现,现在又开始说病毒未必起源于中国,这样岂不陷入到自辩无力的尴尬之中?尤其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西方国家集中“吐口水”,当时我们那样做有可能授人以柄。

【上文节选自第65期《多维CN》(2021年1月刊)封面故事栏目文章《武汉大学教授秦前红:封城是一剂猛药 中国需制定紧急状态法》。如欲阅读更多,请按此订阅多维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和独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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