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汉|法学家秦前红:不懂专业的讲政治是伪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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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武汉封城日记,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想必会是作家方方的日记。但其实在武汉封城期间,常年生活在武汉的知名法学家秦前红教授同样在疫情之初有写下封城日记,并一度在知识界竞相传阅,只不过后来因为有领导善意劝告他,才未有继续更新发布。 12月9日,我们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专访了秦前红教授。从和他的交流中可看出,这位身兼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的武汉大学教授,是一位尊重中国现实和既有政治秩序并主张循序渐进改革的学者,他对于中国疫情防控有着法律层面的思考。本篇采访分四篇发布,此文是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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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疫情一周年,多维新闻采访中国知名法学家秦前红教授。(多维新闻)

政治和专业主义的良性互动才是最适当的

多维:你在日记中提到政治压倒专业主义,结合这次疫情,湖北省和武汉市官员在疫情防范初期确实有刻意压制消息的嫌疑,李文亮医生被训诫的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你怎么看政治与专业主义之间的张力?这个问题有可能得到切实解决吗?

秦前红:既然是张力,一方面表明它有一种紧张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张力也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存在,所以难以说消除。尤其在中国现行政治秩序下,

共产党作为一个领导党是要长期存在的,我想中国人很少会去怀疑这一点,你可以不加入共产党或者对共产党有些批评,但绝大多数人不大能够接受中国的事情可以不要共产党。共产党为了保持政策的引领和执行的顺畅,为了政治秩序的稳固,自然会对政治上的一致关系或者说政治忠诚有某种要求。但这并不等于只讲政治,或者说不能理解为要压倒专业。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讲政治也是讲又红又专的结合,你不能不懂专业,不懂专业的讲政治是伪政治。对这个党、这个国家和民众负责,一定是指政治上忠诚,专业上过硬,否则让你防控疫情,你防不了,让你做个手术,你做不好,不知道怎么打针,这样的政治忠诚又有什么用?一个老师,你讲忠诚,你不会教课,你不会去立德树人,这种忠诚也是一种伪忠诚,所以说在中国现行政治秩序下,一定得是政治和专业主义的良性互动,才是最适当的。

多维:你觉得目前中国政治和专业主义的结合,效果怎么样?

秦前红:我有个观察,虽然官方不明说,但行动胜于语言,官方在提升专业要求。比如说,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过去各地安排副市长的时候,通常要考虑各种结构的需要,比如说管科教文卫的副市长通常都是“无知少女”: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和女性。一旦遇到疫情,这样的副市长由于缺乏必要的历练,可能成为政府最弱的一方,没什么决断能力,也没有处置经验。但现在起码从武汉开始,任用副市长时更注重是否能力匹配,甚至还要懂医学。这不也是一种专业主义吗?

多维:可以看出,你对这次疫情的专业主义是比较肯定的,其实我们也知道,在疫情之初的时候,知识界不少人是比较担忧的,因为过去几年中国政治有一个走向,就是非常强调讲政治。虽然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层面,强调讲政治的同时,也提到专业要求,比如反复强调提升治理能力,但是不少人担心地方层面,会不会层层加码,会不会宁左勿右。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武汉市中心医院,不久前卸任的书记蔡莉,自上任以来的讲话总是大谈空洞的政治要求或政治意识,甚至在疫情爆发初期还批评医生戴口罩会造成社会恐慌。对于知识界的这种担忧,你是怎么看?

秦前红:我想一个有智慧的或者有自我革新能力的政党,应该能看到问题所在并及时作出调整。用人以忠,把忠诚作为重要的标准是必要的,但是要谨防因噎废食。

疫情爆发初期危机感很大

多维:在疫情初期,你有没有一些时刻危机感很大?比如,李文亮去世的那个晚上。

秦前红:危机感当然很大,如果疫情继续蔓延,不见好转,会是什么局面?如果中国疫情恶化到美国那样,会不会发生执政危机?

武汉封城是一剂猛药,作出这种决断是指望这剂猛药迅速见效,如果见不了效,疫情在不断恶化,大众心理必然陷入绝望,紧崩到一定程度,很难设想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一直在心里面讲,上天对中国人还是很眷顾的,武汉这么一座孤城爆发了疫情,并没有大规模扩散出去,假如再有一个与武汉同等体量的、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出现这么严重的疫情,甚至超出我们的应急防控能力,那就非常危险了。

越走越逼仄的中国慈善之路

多维:你在日记中批评红十字会时有写到“中国的慈善之路越走越逼仄,竟然只能靠校友会、老乡商会等延续存在感,其中况味,耐人咀嚼”,为什么中国慈善之路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其实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红十字会被骂得最惨的时候,也有写一些文章,一方面批红十字会的官僚主义,另一方面也是去思考,民间的慈善组织、NGO怎么和半官方的红十字会形成一种良性互动而不是比较对立的关系?

秦前红:疫情期间武汉市接受的募捐明显低于2008年汶川大地震,可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比2008年高出很多,为什么社会捐赠不增反降?国外捐赠减少,你可以说是复杂国际形势使然,港台减少了你也可以说是政治生态的问题,可为何国内人民捐赠同样不多,并且其中很大部分还是通过校友会、老乡商会的渠道。我想有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上许多人不太相信自己捐赠的善款能得到善用。这么多年以来,红十字会的表现备受诟病,甚至是不及格的,官僚主义习气特别重,效率低下。

在中国社会统一秩序下,民间组织的兴起、壮大,会被人质疑是不是要和共产党争夺群众,会否妨碍政治秩序。对于这种担心,我觉得执政党要去提高执政能力,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真正提上去,应该就能更从容自信地面对这个问题。人是个群居动物,他总要建群,要保持他必要的群体性,其实有了这个群之后能够减少执政党的管理成本,因为一旦有事的时候,执政党可以直接找这个群解决问题,没有这么一个群,就会变成执政党跟每一个人打交道,那是多高的成本。

【上文节选自第65期《多维CN》(2021年1月刊)封面故事栏目文章《武汉大学教授秦前红:封城是一剂猛药 中国需制定紧急状态法》。如欲阅读更多,请按此订阅多维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和独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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