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汉|法学家秦前红:不能把老百姓当做没有灵魂的被管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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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武汉封城日记,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想必会是作家方方的日记。但其实在武汉封城期间,常年生活在武汉的知名法学家秦前红教授同样在疫情之初有写下封城日记,并一度在知识界竞相传阅,只不过后来因为有领导善意劝告他,才未有继续更新发布。 12月9日,我们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专访了秦前红教授。从和他的交流中可看出,这位身兼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的武汉大学教授,是一位尊重中国现实和既有政治秩序并主张循序渐进改革的学者,他对于中国疫情防控有着法律层面的思考。本篇采访分四篇发布,此文是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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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疫情一周年,多维新闻采访中国知名法学家秦前红教授。(多维新闻)

防疫暴露官员法治意识的欠缺

多维:你在日记中写道,综观武汉市防控指挥部发出的决定或草案,政治取位的因素过重,而于法律层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你曾用公开呼吁、私下沟通、专门报告等方式要求防控部门的文告必须指明行为的法律、法规依据,不能恣意妄为。后来这方面确实有所改观。从这个细节来看,你觉得中国法治建设存在哪些问题?按照十四五规划,接下来要朝向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方向迈进。

秦前红:十八大以来,我们把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提到一个很高甚至可以说无以复加的高度,但是就像列宁所说的“一打口号,不如一个行动”。在中国,我觉得路径依赖的现象非常普遍,出现什么事,许多官员几乎本能地采取以前的政治管制手段。习近平说过,法治建设要抓关键少数。此处的关键少数,主要是指党政系统手握实权的主官。可事实上,党政系统不少官员骨子里面还是缺乏法治意识。

多维:所以这次疫情,相当于一个小的细节,暴露出来法治意识的缺乏?

秦前红:习近平反复强调过依法战疫、依法防控,可具体到疫情“风暴眼”武汉,防疫指挥部的公告明明许多是有法律依据的,干嘛不说明?现在我们也不是手抄手写,都是电脑,加那么一句法律依据,为什么不可以?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又能彰显依法防控疫情,他们起初都没有去写,没有别的解释,就是法治意识不够。

法治状况还是不那么尽如人意

多维:自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以来,过去几年中国在法律层面的动作不断,包括一批法律的修订和出台,也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但也反复强调“党的领导”。据你的观察,认为过去几年中国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的成效如何?怎样理解法治和“党的领导”关系?

秦前红:“党的领导”和法治是个特殊的中国命题,西方的那些法治之路,强调所有人所有组织都在法之下,在法之上只有神。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和复杂,从过去搞革命、搞建设到改革开放,至少从实践层面来说,谁在推动这一切?答案显而易见,共产党早已内嵌于整个中国秩序之中,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你必须承认它的存在和作用,只能说它领导的方式和手段有什么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去改进,这是个很中国的命题。

多维:那你怎么看过去几年中国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的成效?

秦前红:这几年确实有出台不少具体的举措,但这是个很主观、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人可能会有不同答案。知识分子本就是过于理想主义的群体,总是对这个社会要求太高。我觉得现在这个法治状况跟我的期待是有距离的,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

多维:具体哪些跟你期待的有距离?

秦前红:比如说民营企业的保护问题,其实近些年冤假错案的平反,并不仅仅是指“呼格案”或“聂树斌案”,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案子的平反。然而,在社会层面,民营企业家信心还是不足。观察中国社会的指标,往往越是强调什么,往往可能意味着这方面做的不足,这几年对民营企业家保护的强调同样如此。民营企业家他没有足够的信心,要么用脚投票出国了,要么不投资不作为了,享受生活去了。问题出在哪里?这不是无法可依的问题,一定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是贯彻实施不好。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我们的法治状况还是不那么尽如人意。

中国需要建立灾害防控的正义伦理

多维:你在一篇日记中呼吁,中国亟需建立一种灾害防控的正义伦理。数以亿计的正常人群因为疫情而失去自由、隐私或财产权利受限。对于政府的各种严厉防控举措民众选择了服从和配合。当然,政府所为大多已有法律授权,但即便是没有法律授权,民众也选择了合作。可否展开来谈谈你所呼吁的灾害防控正义伦理?

秦前红:过去中国社会常见的听从安排,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面,大家尚都接受。但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变化很大,很多西方的法治和人权理论尤其是一些已成人类发展文明共识的观念,融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大众对于自身权益的诉求越来越强烈。我们宪法也是有关于人权保障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不可能再像过去封建社会,遇到什么事情我就干了,你们都听我的,不能跟我抗辩。

官员们需要说清楚你行动的法律依据和理由是什么,要尊重大众的知情权。你不能把老百姓单纯地当做一个被管制的对象,更不能像管一群没有灵魂的动物那样管人民,你要让人民知其所以然。一个讲道理、会沟通的政府更有公信力和行动力。

疫情期间农村防疫过程中,基层一些干部的做法有失粗暴,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把你的门贴个封条给封上了,把人给限制起来,甚至动手动脚。湖北有一个货车司机,在高速公路上被困20多天,到哪个地方都不让他下路,甚至都不让他加油。很多学者说我们这次抗疫体现了生命至上,我说不能抽象地谈生命至上,得新冠病毒人的生命是得到尊重了,可那些患癌症、患肾病、患血液病、患其他病的人,可能因此失去救治机会。我们需要建立灾害防控的正义伦理,保障民众权益。

【上文节选自第65期《多维CN》(2021年1月刊)封面故事栏目文章《武汉大学教授秦前红:封城是一剂猛药 中国需制定紧急状态法》。如欲阅读更多,请按此订阅多维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和独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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