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汉|法学家秦前红:中国社会缺乏温和理性的公共讨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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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武汉封城日记,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想必会是作家方方的日记。但其实在武汉封城期间,常年生活在武汉的知名法学家秦前红教授同样在疫情之初有写下封城日记,并一度在知识界竞相传阅,只不过后来因为有领导善意劝告他,才未有继续更新发布。 12月9日,我们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专访了秦前红教授。从和他的交流中可看出,这位身兼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的武汉大学教授,是一位尊重中国现实和既有政治秩序并主张循序渐进改革的学者,他对于中国疫情防控有着法律层面的思考。本篇采访分四篇发布,此文是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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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疫情一周年,多维新闻采访中国知名法学家秦前红教授。(多维新闻)

方方给你打开了一扇窗户

多维疫情初期在中国爆发,大家对中国有很多批评,但当疫情进入下半场,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蔓延爆发的时候,批评声音很快被吞没,反思的声音也淡去了。

秦前红:从我个人来讲,疫情当然是一个值得去讨论,甚至要去高度重视和认真反思的话题。但现在社会有一种氛围,哪怕是善意的批评,都不太被允许,以至于疫情反思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延展性的、开放性的可以深度讨论的话题。为了一个方方,同学撕裂、恋人撕裂、家庭撕裂,到处都是互怼。当然,其它的国家也有很极化很撕裂的现象,但从理想状态来看,对于一个重大公共话题,若能有一种温和理性的讨论,既是一个达成共识的过程,又是一个启蒙的过程,是可以帮助我们社会进步,完善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国社会缺乏这样的公共讨论。

还有一个国际环境要注意,现在许多中国人觉得一把“剑”悬在头上,国外不断地要索赔和追责,担心我们内部的不同意见会授人以柄。暂且不论追责之说根本难以成立,知识分子哪有那么大力量?方方日记怎么可能成为法庭证据?估计要等到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才能有比较全面、客观和有深度的反思,现在是做不到这点。

多维:之前方方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认为,现在做的一些反思只能留给后人看了,于当下没有多少意义。

秦前红:她话讲得有道理,所有的反思都是面对未来,人类就是这样,你不能老是在一个地方重复跌倒,你要吃一堑长一智,我们的反思,方方的反思也好,都是希望我们未来会表现得更好。

多维:既然谈到方方,你怎么看方方日记?

秦前红:个别表达确有需要商榷之处,但她的整个日记没有太大问题,她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个性化的表达,她在疫情肆虐最严重的时候给我们开了一扇窗户。当时我们大多比较焦虑,而大多主流媒体报道的信息都和你的经验性判断不相符合,你处于一种封闭而又焦虑的状态下,方方给你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你的情绪得到舒缓。

方方日记从舆论生态上讲,是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几乎在我的圈子里面都是一片称赞,大家每天都在等着看方方日记更新。到了后面,由于中国很多人受到某种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要说政府的坏话,不要拆政府的台,再加上当时西方追责声音兴起,导致社会充满戾气,没办法建立一种理性和宽容的精神,故对方方日记的评价开始撕裂。可能若干年后,天地沧桑,情况会变得不一样。

自由主义太过理想化,不接地气

多维我们有注意到,疫情有冲击到中国自由派的认知。我们有和一位青年自由派学者交流,他说前期中国疫情爆发时,大家群情激愤,他也在频繁发声,包括特别激烈的批评,但等到西方疫情大爆发,各种糟糕应对暴露无遗,他基本上不怎么说话了。不仅如此,他这种变化同样表现在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上。他说修例风波前期,他是特别支持那些示威者的,觉得他们是在争取自由、民主,后来演变成暴力攻击,让他慢慢沉默下去。这两个事情都冲击着自由派。对此你怎么看?

秦前红:放在近代以来的大背景下看,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直都比较多舛。自由主义太过理想化,自由派可能是书呆子,不接地气,他们用一套过于理想的范式解释和丈量社会现实,遭遇痛苦甚至有一种幻灭,其实是可以想象的。但一个社会是需要有自由主义,自由派的贡献在于至少为我们揭示了一种关于自由的理想。

多维: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的一个讲话,他引用习近平话说中国陆续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但一直没解决挨骂的问题。比如防疫,以成果论来说,中国疫情防控其实做得很不错,现在我们都能来到武汉和你这样面对面的交流,可国际社会一直有各种骂声。对此,你怎么看?中国故事为什么一直讲不好?

秦前红:后发的国家挨骂基本上都是可能的,你看美国的崛起过程中也曾经是挨骂的,区别只是骂的程度、骂的内容方式可能有区别。今天中国被骂,一个原因是因为后发国家,你和人家有许多不一样,以完全不同的一种文明形态在不断强势崛起,难免会引发人家的误解和抵触。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自己的宣传做得不好,你看我们外宣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人力,包括在美国纽约的时代广场播放宣传片,但不是一种西方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西方人觉得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输出,效果适得其反。我们应该去思考,怎么用西方人相对容易接受的方式,润物细无声,春风化雨地宣传中国,讲好中国故事。要做到这一点,外宣体系需进行一些反思和检讨。

【上文节选自第65期《多维CN》(2021年1月刊)封面故事栏目文章《武汉大学教授秦前红:封城是一剂猛药 中国需制定紧急状态法》。如欲阅读更多,请按此订阅多维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和独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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