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汉|香港人:来之前朋友以为要永别 来之后却成了直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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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香港商会秘书长梁君豪到武汉后,对内地有了新的认识。(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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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最早的震中,武汉现在是否真的安全,一直是包括香港在内海外许多人的疑问。尽管武汉疫情早已在2020年3月左右就得到控制,4月8日城市解封,经济社会生活恢复如初,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强势维持在内地十大城市之列,但对于海外许多不熟悉武汉的人来说,或多或少还有点闻武汉色变。6月到武汉出任香港贸易发展局华中代表和武汉香港商会秘书长的梁君豪对此颇有感触。

来武汉不是永别

12月10日上午,我们在汉口中信泰富大厦采访到梁君豪,他说来武汉之前身边朋友“好像跟我永别一样”,担心他去了不安全,因为“对他们来说武汉还是疫情的震中”。可等梁君豪真正踏上武汉的土地,很快就发现武汉比他想像中安全许多。

这是梁君豪第一次到武汉。当时不论是他乘坐的飞机,还是武汉天河国际机场,都是空荡荡,没什么人,“像包机一样”。这既是因为他是晚上抵达,人会少些,亦是因为当时还有不少人对武汉在“心理上有点担忧”,“要三思而后行”。

抵达武汉没多久,梁君豪一个感触是,“我的生活真的非常正常,比我在香港的朋友还要正常”。他喜欢运动,经常去当地健身房或户外跑步,一切正常,反之香港由于疫情的持续反弹,健身房时开时关,最近又再一次被迫关闭。

7月底,香港疫情第三波来势汹汹,港府一度全面禁止堂食,导致不少基层港人不得不在酷热天气里去公园、楼梯、天桥底、地铁站吃饭,引发较大争议。随后,港府很快修正措施,宣布8月1日恢复早午堂食,但每桌仅限两人,晚上依然禁止堂食。而那时的梁君豪正和一群在武汉的香港人聚餐,看香港禁止晚上堂食的新闻,感觉有点讽刺与无奈。武汉作为疫情最初的震中反而可以正常聚餐,一直有点怀疑武汉不安全的香港人却不能如常在外聚餐。眼下,梁君豪和在内地的港人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何时可以正常回到香港。

用武汉香港商会副秘书长李骆的话来形容,梁君豪来武汉后迅速变成了直播主,到哪儿都拍照,向他的香港朋友直播现在武汉的真实情况。梁君豪坦言:“武汉真的恢复正常了,大家生活已经重启,没有想像中的不安全,大家的卫生意识亦已提高。我们可以正常工作,可以正常举行研讨会、展览会和大型宴会,我把这些发给香港朋友看,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谈到当前香港防疫,他认为港府比较两难,目前的措施难以像内地那样彻底控制住疫情,但效仿内地又缺乏实际可操作性,作为香港人,他亦感到遗憾与无奈。

与内地融合发展是很现实的选择

众所周知,在香港回归之前的一百五十年里,陆港经历了非常不同的历史命运,形成了不一样的制度形式、意识形态、思维习惯。香港回归以来,虽然在陆港两地日益频密的交往融合中,不少港人得以重新认识内地,形成一套相对客观、全面的认知,但仍然有不少港人不太了解内地,对内地的印象甚至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这种情况在香港媒体或网络上尤为突出,关于内地的信息大多是负面的、消极的。

梁君豪说:“过去多年,在香港流传的内地信息,大部分都是相对负面的,比如内地到处都是假鸡蛋、假酱油、地沟油,山寨货、假东西铺天盖地,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内地遍地都是小偷,港人来内地肯定会被骗。”但正如梁君豪所言,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人口体量那么庞大,难免“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既不能因为少数人做坏事而去遮蔽问题、美化内地,也不能只看到内地坏的一面。

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去观察一个社会。内地改革开放之初,从一套旧有的、落后的、僵化的、封闭的计划经济体系向多元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转变,不可避免会在大转型过程中产生各种问题。不论是梁君豪所列举的假酱油、地沟油和山寨货之类问题,还是内地舆论普遍诟病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城市管理脏乱差,其实都是大转型的阵痛。过去一些年随着内地社会的持续发展,这些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改善。以山寨货为例,深圳曾经是不少香港人嘲讽的山寨之都,遍地假冒伪劣产品,但如今深圳已然崛起为国际科创中心。内地还有很多落后的地方,还有很多需改进的地方,深圳的蜕变足以说明凡事都有一个过程。

武汉的发展变化只是内地巨变的一个侧面,图为武汉江汉路步行街上的行人。(多维新闻)

梁君豪以他亲身经历,给我们讲述了他所看到的内地变化。他说:“年少时到内地旅游,最怕去公共厕所,条件太差了,很恐怖的地方,但过去半年,每去一个地方总得去下厕所,发现已经变得非常干净、现代,硬件软件都非常好,我个人觉得,看一个地方的厕所能在一定程度上看出这个地方的文明与发展程度。”他很感慨地说:“内地发展实在太快了,有些地方连香港都已经追赶不上。”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我作为一个外来人来这里生活,本来有点担心,生活会不会不习惯,在香港生活已经算很方便,但没想到今天内地的生活方便程度已经超出香港许多,电子支付、外卖、网络购物非常普及,大家出门都不用带钱包,亦不需要知道银行、ATM机在哪儿,小偷这个行业都快被干掉了。”当被问及作为一个港人是否担心互联网科技发展会压缩隐私空间时,他说:“这取决于程度,现在科技进步都是为大家提高生活便捷程度。以前做人口普查,不就是过去的大数据吗?目的都是为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当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重点是数据拥有者如何运用这些数据,在合理限度内,有法律保障,争取经济社会更大发展。”

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因为过去多年内地的巨大发展,强势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才让海外不少人一再预测的“中国崩溃论”破产,才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建立经贸合作,分享中国崛起的红利。反倒是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优势的香港,面对北京一再倡导的融合发展,一直有所犹疑。梁君豪对此颇为认真地表示:“疫情让人非常明显地感受到香港是个外向型经济体,对外依赖非常重,单靠本土经济根本不够支撑,港人的视野一定要向外看,而内地与香港同属一个国家,距离又是最近,机会还多,相对来说容易合作,从客观理论出发,再从难易程度考虑,你不选择与内地融合发展,难道要舍近求远?”

【上文选自第65期《多维CN》(2021年1月刊)封面故事栏目文章《在武汉的香港人:来之前朋友以为要永别 来之后却成了直播主》。如欲阅读更多,请按此订阅多维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和独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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