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糜拢络都未能挽回民心 战后国府未能争取内蒙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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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叱咤欧亚大陆的蒙古民族,在近代追求自治或独立的路上却饱受艰辛。外蒙古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宣布脱离清廷独立、成立“大蒙古国”,随即受到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军事干涉而取消,但不仅在俄国白军帮助下迫使中国军队撤出外蒙,又获得苏联红军支持击退俄国白军而独立,成为世上继苏联之后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直到1946年1月5日才获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承认。而内扎萨克蒙古(内蒙古,又称漠南蒙古)方面,在对日抗战期间几位内蒙古王公曾与日本关东军积极合作、甘当傀儡政权,当战后该地涌现“内外蒙古合并”或“内蒙古独立”的声浪时,国府仍维持“边政”的统治思路,未能改变政策争取民心,终使中共得以于国共内战初期在内蒙取得突破,取得进军东北与南下中原地理优势。

自1930年代中叶起,受日本关东军(右)扶植、领导内蒙古独立运动的德王(左),以及任“蒙古军政府”副总司令兼军务部长的李守信(中)。(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民初内蒙:“一国多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翌年南北议和达成、成功使清帝退位,结束了长达268年的清王朝,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又于1913年当选为正式大总统,民国政府定都北京,开启了“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在政治强人袁世凯的领导下,初建的民国终于走上轨道,虽在地方行政上颁布《划一现行各省、道、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等3个《划一令》,将各省府、厅、州一律改为县,但实承袭清朝旧制,即仅废除府一级,将原本不管县的州、厅通通改为县,形成省—道—县三级制;与此同时,又在一些地区实行特别行政区制,例如京兆地方(约为清代顺天府范围,领20县,今属北京市),以及属于今内蒙古自治区的热河、察哈尔、绥远,还有川边特别行政区,其余如外蒙古、西藏,仍保持清代旧制。在民政方面,热河、察哈尔原属于直隶,设都统管辖;绥远属于山西,设绥远城将军管理军政与盟旗事务。而内蒙古最东面的哲理木盟,则分属奉天(今辽宁省前身)、吉林、黑龙江三省管辖。

宁夏建省 冯玉祥的算盘

1914年7月,北京政府颁布《都统府官制》,热河都统节制热河道、卓索图盟(今辽宁、河北、内蒙古接壤地区)、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察哈尔都统辖兴和道、锡林郭勒盟、察哈尔部;绥远都统辖绥远道、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采取军政合一的都统制,由中央政府任命都统,总揽军政与民政。到了1928年,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形式上统一中国后,热河、察哈尔、绥远比照其他省分规制建省。

而国民军系的冯玉祥在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时,就有“拟划甘肃、新疆、青海为六省”的设想,后于1928年冯遣原麾下、时任国府内政部长的薛笃弼提出甘肃省分治案,称有鉴于甘肃省辖区过大,“北部阿拉善额鲁特旗及额济纳土尔特旗地方,汉蒙杂处,砌号难治”,甘肃省政府鞭长莫及。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9次会议,决议设立宁夏省,范围为原宁夏路下辖8县与宁夏护军使管辖地。这样一来,既改变了回族将领控制青海、宁夏的局面,使国民军系得以中央任命的方式合法主政当地,又可响应蒋于1928年国军编遣会议的缩编军队规定(每省只留3个师),若增加控制青、宁两省,则可增加国民军系的军队编制,于是,民国时期的“塞北四省”正式成形。

1947年的中华民国政区图,作为“塞北四省”的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为内蒙古的主要组成部分。(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从反对改省到沦为傀儡政权

然而,国府当时并未深刻认识到内蒙古的特殊民族情况,只是通过建省置县等手段,强行将其纳入中央政府的管治中,引起内蒙古的反弹。1928年下半年,内蒙古各盟旗集会,派出以吴鹤龄(1896—1980年)为首的代表团,赴南京表达反对热、察、绥改省,提出内蒙古自治的诉求,并称“实现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能自治自决的遗教,予蒙古以生存发达之机会”。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李玉伟指出,尽管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蒙古盟部旗组织法》,以法律形式保障了盟旗制度,但未规定各盟旗权益如何不受省县侵犯,且盟旗散落在省内各地,不存在统一的自治机关可与拥有强大军政实力的省县抗衡,在对国府失望的同时,部分蒙古王公不但继续提出自治的要求,并暗中与日本合作谋求独立。

积极配合侵华日军搞“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云王,终成日本控制的政治傀儡。(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出身西蒙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1966年,人称德王),不仅与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1871—1938年,人称云王)组织“内蒙古王公会议”,向国民政府要求自治,并于1934年自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政会)后要求国府追认。正忙于围剿“长征”中的中共,蒋介石亦明白国府在内蒙古力量薄弱,只得答应只要内蒙不搞完全政治独立,这些内蒙古王公的任何要求都可以满足。

为进一步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侵华的日本关东军提供给德王5,000支步枪、50万日圆,支持成立“蒙古军政府”,达成与德王的“日蒙携手、亲密合作”。抗战全面爆发后,德王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合并,改组为“蒙疆联合委员会”(后改名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蒙古自由邦),并在名义上归属汪精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统辖,正式成为日本在华扶植的傀儡政权之一。

当抗战结束、国共内战爆发,两党都希望能争取内蒙的支持,内蒙最终却倒向了中共。由于国府未能认识到腐朽的世袭蒙古王公制度,早该随辛亥革命成功成为历史,反消极地对其诸多放任与拉拢,终酿成与侵华日军合作的傀儡政权,让国家利益蒙受重大损害。其次,中下阶层蒙族知识青年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期望通过自治实现本民族的振兴,而国府在战后也未尊重民族自治的声音,只以治理边疆(边政)的态度来面对民族问题,维持放垦盟旗土地与强行增设省县为中心,对反对农业区扩大的声浪视而不见,招致内蒙古各阶层的普遍反对,转而支持中共让内蒙实现自治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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