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观察|从“逢中必反”透视台湾社会的集体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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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曾有警句,想吃中国的饭,就不能砸中国的锅,扬汤止沸,不如止薪。图为2020年第十二届海峡论坛在厦门举行,汪洋发表视频致辞。(新华社)

多年前,一篇陆配所写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被台湾《中国时报》刊载后,曾引起不小的反响。作者舍草出生在上海,留学英国,最后远嫁台湾成为新住民。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她在文中写道,我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多,感受到台湾是全世界对大陆人最不友善的地方。可偏偏奇怪的是,台湾人又比任何其他地方人更想赚大陆人的钱,对于这样的反差,作者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故事正是当下两岸关系的一个缩影。而作为两岸特定时期,特殊存在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这样的矛盾背后也有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复杂原因。

反共历史遗续

理性观察两岸关系,很多人或许将台湾社会的反中氛围归咎“台独”势力壮大后,推行“去中国化”教育的影响。不可否认,自李登辉以降,尤其是到民进党上台后,透过国家力量进而有计划、系统性地修改民众的社会记忆,并借助民主化、本土化的浪潮,力求从根本上改变民众的国家认同。然而,1949年之后,在两岸分隔与美国直接主导的冷战格局之下,两蒋时期的反共教育,透过对大陆的丑化、抹黑来形塑自身统治正当性的政治宣传,已经为台独的崛起埋下伏笔。

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前几十年,用严厉的军事手段管理社会,不许有任何异议之声。思想上,国民党动用一切教育和宣传机构,鼓动反共情绪,宣传“反攻大陆”的政策。 “反共”和“反攻”是国民党立足台湾的两项基本意识形态,几乎是“天天讲、年年讲”,可以说将近有两代的台湾人都受过这种教育的影响。

例如,当年台湾国小课本中一篇文章叫《没有太阳的地方》,写道,“自从民国三十八年共匪占据中国大陆之后,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他们好像住在黑暗世界里,看不见阳光,对将来没有希望。到过中国大陆的人,都说那里是一个没有太阳的地方。”虽然彼时基于反共宣传,名曰解救同胞,但无形中也让很多人在懵懂的成长年代,误以为中国大陆真的是“没有太阳的地方”,一天24小时都是黑夜,永远不能享受阳光温暖的轻抚。可以说,此文是将台湾人“恐共”心理推向极致的代表作品。

或许对国民党统治者来说,这种“反共不反中”的教育是要强化“中华民国”的法统地位,并不包含台独诉求,其目的在于防范渗透,但从实际效果看,显然是当权者的一厢情愿。

举例来说,在国民党政权退出联合国后一年后,台大就发生了一场“民族主义论战”。在论战中,一位笔名穆谷的学生发表万字长文《戈登结上的一刀─真理的对质和争论的解消》,在质疑民族主义的当代意义时,文中写道,或许有人会再说谈论民族主义只是在民族同胞间造成情感交流,与政府无关,那么我必须再告诉你,那些你想造成情感交流的“同胞”正随时可能在共匪一声号令下血洗台湾;同时在世界各处默默进行孤立我们打击我们的也正是这些“苦难同胞”。这里清楚呈现出“两个国家、两种人民”的二分对立论述,足见在“仇匪恨匪”的政治动员下,一般台湾民众根本无从分辨“共”与“中”,而国民党对民族主义及国家统一的立场也就可见一斑了。

张灯结彩迎接光复节对台湾很多人来说,是一段生命中不可磨灭的记忆。但随着岛内政局改变,光复的历史在台湾却已蒙尘。图为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中国部队初抵台湾,受到台北女学生的热情欢迎。(视觉中国)

梳理台湾光复后的历史脉络不难发现,中国长期的内战加之两岸情感的分离,伴随台独的壮大开始美化日本殖民的贡献,当国民党在台湾自身的统治正当性都遭遇空前危机,接受反共教育被影响的一代台湾人,面对党国体制的终结,从讨厌“中共”到憎恨“中国”,如同把婴儿跟洗澡水一起倒掉,似乎对很多人而言,也就变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面对两岸实力消长无所适从

1979年,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代表中共方面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当中提及,台湾财政困难,大陆可予补助。这句话在国民党“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年代,遭遇岛内舆论群嘲。当时报纸还曾有漫画,一个骑脚踏车的人向开奔驰车的人说要不要补助?

但殊堪玩味的是,四十年前,台湾对大陆优越感是源自经济实力的相对领先,而近四十年后的2020年,当台湾对大陆出口的贸易依存度达到史上最高的43.8%,民进党发言人颜若芳竟回应称,该数据“反而是证明中国需要台湾,而不是台湾对中国的依赖加深”。这样的“自信”与“优越感”显然就不是靠数据或硬实力可以解释的。

时过境迁,当年被岛内嘲笑的大陆补助台湾,如今以对台让利的方式呈现,一度被在野时期的民进党称为糖衣毒药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就是最好的例证。试问,如果遵循市场规律,会有这项协议吗?会有大陆在早收清单之外主动开放农渔类产品吗?对北京而言,这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基于“两岸一家亲”的示惠。如果要谈政经分离,台湾更该拒绝让利。而且,台陆委会早有定调,大陆是以经济利益换取台湾人的政治认同,那民进党政府又为何不希望终止协议呢?

说到底,这是面对两岸实力消长的心态问题。回顾两岸历史,作为先发地区的台湾,因为先累积到第一桶金,从此形成的思维定势是,富庶的台湾对应贫穷的大陆,这是台湾社会面对大陆自大的根源,加之几十年的反共教育影响,台湾绝大多数的言论工作者,立场无论朝野,对大陆社会却一样充满了根深蒂固的,自觉不自觉的敌意、骄傲,歧视甚至是鄙视。但这种优越感很快随着大陆经济的快速崛起而遭到毁灭性打击,当无数人为了生计,手握选票却只能西进大陆用脚投票,便从消失的自信变成了自卑,进而又在“反共仇中”的心态的驱使下,形成了一种台湾“南波万”的鸵鸟心态和精神胜利法。这是台湾人心中的“痛”,很多人不愿承认,甚至无此意识,但这又是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

当个人的生存发展也要仰赖这唯一的市场,对于早已形成思维定式且根本无法调适的一批人而言,面对这样的心理落差,只能以一种更为排斥、更为强势的姿态对自身的无力与自卑感作出外显的回应。当这种心理状态推向极致,也就有了“太阳花学运”。

在这场几乎成了压垮马英九政府最后一根稻草的社会运动中,很多人自白说不是因为“台独”才支持“太阳花”,而是反对两岸和平红利尽入买办之手,大家争取的是“分配正义”。

在太阳花学运的三年前,一位大陆企业家到台慈善送暖,是直接发放现金给弱势群体,当时还有很多台湾人一路追随,彻夜守候跪求红包,想必如此送暖方式最符合太阳花学运参与者所说的“分配正义”。但实际情况是,钱发了一路,也被骂了一路。恐怕也只有面对大陆时,才能出现这样的景象。简言之,当心中已经不认同“两岸一家”,任何大陆的善意与示惠,对于台湾而言,与这种获得感相伴的是与日俱增的无力与屈辱感。而屈辱感能够释怀的方式,就是动辄以“自由民主”或“穷到只剩钱”指摘大陆,虽能顾盼自雄,满足了一时脸面与心理虚荣,终究难掩内心世界的脆弱。

对两岸关系的启示

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第七舰队进驻台海,台湾成为美国在亚洲推行冷战政策的前哨阵地和“永不沉没的航母”,所谓“戒严时期”实际上是内战和冷战交叉重叠的产物。在此背景下,海峡双方能否实现和解最终取决于能否创造新的政治以彻底解决“双战”带来的隔绝、对立和敌意。

事实上,1992年8月1日,“国统会”举行第八次全体委员会议,已明确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积极谋取共识,开展统一步伐的两岸立场。而同年《动员戡乱临时条款》被废止,在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中共已不能再被视为“敌对团体”。当法律的障碍已经成功克服,就台湾方面而言,理应从过去反攻大陆转向和平统一,但何以三十年来,台湾岛内的政治情势却是愈发走向分离?足见,法律上的戒严已无,但心中的戒严难除,在海峡之间划下的则是一条“国族认同”的黑线,立起的则是一面“尊日抑中”的高墙!

李登辉时期台湾终止动员戡乱,台湾在法律上虽已经不能再视中共为敌对团体,但两岸的敌对状态却并未解除。(Reuters)

根据2020年7月,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数据,反映在统独立场上,台湾人偏向“台湾独立”的支持度为27.7%,是历年最高;“尽快独立”的民意有7.4%。此外,希望“两岸统一”则占5.1%,是历年最低。选择“维持现状再决定”的民众比例为28.7%,而且在持续下降中。“永远维持现状”者占23.6%。关于身份认同上,认同自己是台湾人(非中国人,也不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兼中国人)的比例为67%;认为自己两者皆是,两种身份认同均有者比例占27.5%,为历年新低。

即便在马英九时代,两岸关系被认为是当时60年来最稳定和平的时期,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2008年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占比不断增加,至2014年6月,已占样本总数的60.4%,而认为是“中国人”(台湾人或中国人二者择一)的比重则不断下降至3.5%。

上述两组数据的结果证明,真正左右两岸关系走向的是“认同”,否则何以解释,当年两岸隔绝的年代、大陆一穷二白之际,在台湾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都远超现在?

在台湾的政治归属澄清之前,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当台湾的一切意识形态的机器,大众传播工业,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在对待中共,对待社会主义,对待民族和解与统一问题上,绝无朝野之分,也没有解严前后之分,当向本土乃至台独形塑时,期待依靠台湾社会的内部力量重拾“中国认同”的前景不容乐观。

正如大陆学者汪晖在《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台共党人的悲歌>与台湾的历史记忆》文中写道的,在新的台湾史叙述中,在所谓“台湾人民当家做主”的口号召唤下,势必要通过抬高日本殖民统治的“文明程度”或“现代化水平”,将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置于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对立之中,塑造殖民地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优越感。

由此带来的结果,在沸腾的“爱台湾”的热血中,蓄积了大量不为很多人意识到的殖民乃至冷战残余,进而为建立想象的命运共同体,将对岸14亿人作为歧视与仇视对象。很多人在党外时期半生戮力民主自由,到头来却被“亲美反共”的绳索将自己反扣。

而媒体片面、失真的报道,甚至“妖魔化”大陆社会,更会让台湾民众在比较效应下产生对大陆的排斥心理,两岸经济密切不代表经济认同的产生,也不必然增加台湾人对于中国人的认同。

在这样以岛自限的认知下,台湾社会自然无从体会对岸14亿人在70年来,心含“鸦片战争”之耻,心含“抗日战争”之恨,心含“两岸分裂”之痛,只为不让“中华”再陨落的践行与奋斗,甚至还将此解读为历史的悲情。

然而“天堂”太远、大陆太近,当台湾社会一方面常把自身的民意作为与大陆讨价还价的筹码,另一方面又从来都无视对岸的民意。久而久之,必将对大陆社会产生严重的误判。当对岸社会自发汇聚的民意到了官方也不得不回应的时候,退万步言,即便是站在维护所谓自身“主体性”的角度,一个彻底失去大陆人心的台湾,无形中已经将自己推向了两岸直球对决的边缘。

马英九在台湾领导人任内虽然以“九二共识”为基础,与大陆方面实现了两岸政府间的和解,但台湾岛内反中浪潮依然高涨。(多维新闻)

对此,连西方学者都早有预见,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L. Shirk)在其2007年出版的个人著作中写道,面对一个长期漠视大陆民众情感,挑衅大陆主流民意的台湾,大陆社会的“反台”情绪将呈上升态势,所谓“只反台独,不反台湾”可能沦为空洞的政治正确,如今的两岸形势更是如此。

总言之,反中仇中现象反映的是台湾社会面对中国大陆时,缺乏的一种基于平等尊重的理性自觉,当然这有其历史的成因。它是在两岸关系悬而未决,大陆坚持“和统”方针以期政经融合的背景下,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产物。不可否认,它为一些人营造了边拿边骂的舞台。放在更大背景来看,这种现象或是一些台湾人面对大陆崛起的阶段性不适应和戒慎恐惧。然而,作为一种并不健康的人格特质与社会心理状态,长远观察,抛开两岸历史的大叙述,当它挑战与冲撞的的是两岸关系历史发展的终极命题,也必将被所有期许海峡和平、追求民族和解的两岸民众所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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