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未来香港特首:协商与选举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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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香港特首林郑(右)与前特首梁振英(左)和董建华(中)出席一次酒会。(多维记者:梁鹏威/摄)

2月1日,香港《明报》刊载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沈旭晖文章。该文重新掀起未来香港特首产生办法的争议。在沈旭辉看来,当前香港局势不稳情形下,北京不容许新特首的产生发生任何纰漏,事实上无论是协商还是选举产生已然没有什么区别,都免不了驯服本土派,推行 “改土归流”的终局。

正如沈旭辉在文中所列举的印度“土邦”瓦解过程,以及普京(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重建俄罗斯联邦权威并重构与地方自治共和国的关系,北京强化在香港的存在,废除特首选举改为协商,也是在调整中央与香港本地的关系。

这一话题大约在不久前传言北京将修订香港基本法时炒热。1月18日,前香港特首梁振英接受香港01专访公开倡议新特首改由协商产生的可能性。他说,“《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中就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都有一句是这样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可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并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若我们明天宣布,行政长官改由协商产生,英国人不能说我们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亦不需要修改《基本法》及人大释法……”

此论一出,引起轩然大波。现任香港特首林郑面临2022年连任压力,次日回应表示异议。她说,回归以来,历任特首都是透过选举产生,加上选举为社会带来的实际效益,包括候选人在选举过程中可以向社会交代其管治期望,特首都是由选举产生较好。

此外,香港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亦加入“论战”,指从选举改由协商产生行政长官,是退步而不是进步。他认为,若完整地解读《基本法》第45条,就不可能以协商产生行政长官。

概而言之,梁振英之论遭遇来自各方的“围剿”,尽管他本人可能并不认为有此必要只是在谈到一种可能。

同时,在沈旭辉看来,建制派内部的这些讨论有可能只是一种试温,北京究竟有没有下定决心修订基本法尚未拿定主意。

多维新闻此前一直在表示,香港基本法已实施20多年,按制定时间算更长,时移世易之下修订正成为大概率事件。当然,作为香港的“小宪法”,它的应时性、稳定性、严谨性要求得一个平衡。即如在特首产生办法方面,今天林郑和曾钰成都表达了反对意见,尤其是在需不需要修订基本法上与梁振英发生分歧,也正是这种“矛盾”的反应。

其实,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考虑,从技术上来说,基本法及其附件修订只是一个程序问题,即便程序复杂也是可以实现的,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

其次,今天讨论这一问题表面是梁振英提及的,但追根溯源则是因为香港当下的局势稳定问题。作为香港管治机构的领头羊,特首其在稳控香港局势上的角色无可替代,因此由谁决定、如何决定其具体人选直接关乎香港政局稳定。

再次,有鉴于此,立法修订特首产生方式,甚至修订香港基本法45条,是否更有利于选择更恰当的特首人选吗?不修订又会怎样?沈旭辉说得很直白,无论是协商还是民主选举,经过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层层“拣选”,特首人选的产生与协商的区别在于“大圈子”还是“小圈子”。其实问题就在此,关键是“大圈子”要足够大,又要控制不出意外,也就是北京所说“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的用意。其实,香港基本法为什么没有否定协商产生特首的可能性呢?就是因为保证北京最终拥有收放的自由度。而在北京看来,无论是协商还是选举都是民主决定的实现形式而已。

当然,“协商产生”可能降低特首产生的成本,但是相较于港人对“一国两制”可能的负面观感,这种成本可以说是值得的。所以,为什么非要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的方式来加以明确呢?

最后,正如上文所言,香港基本法严肃性稳定性更决定了它不能仅仅着眼于即时的香港管治麻烦。尽管香港社会危机具有长期性,北京需要做出更大改变,比如倾向于在下一届特首候选人中更可控地点名一位强势特首,然而,这需要北京判断和衡量,准备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延续这一方式吗?

香港基本法45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最终”“普选目标”,这些承诺被一再证明,对港人来说过于敏感,北京需要合理评估香港社会的耐受力是否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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