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代们”再也玩不起那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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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一名叫“王思聪”的用户注册了中国社交平台微博,很快地,越来越多民众知道,王思聪是中国万达集团董事长的儿子。彼时这位富二代是许多留学归国、颇有背景的中国青年的缩影,评论一下商业或社会热门时事、偶尔骂骂几位企业家。

2011年,他和中国企业家张兰的骂战,在微博上“一战成名”,那年他的粉丝过了千万。适逢互联网发展时期,更是言论百花齐放的时候,今天被骂到臭头的互联网“公知”活跃,如今看来的各种“不和谐”之音充斥。

2012年之后,王思聪成为了娱乐圈“纪委”。人们喜欢看他“撕”明星,而从2011年开始他投资的各种公司风生水起。他有了“国民老公”的称号,有人抨击“因为有钱被称为老公,真恶心”,但更有另一派人强调,“他投资成功、利用话题性引导流量,进而为公司营利,是个成功的商人,而非不学无术的二代。”

2017年之后,万达集团开始“下行”,对于已经审美疲惫的大众而言“国民老公”亦不再那么耀眼。再之后,许多人想起王思聪,只会记得“曾”是个现象级人物。

网络上在2017年之后更多对其的评价,是“自以为是的富二代,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国民老公之现象着实恶心”等。以现在的时空背景回看那时,确实会认为,所谓“国民老公”话题之爆火,有些蠢,有些神经。

但,别忽视背后的大环境因素。

2011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长虽比过去下跌,但仍逼近10%。那时说经济成长数字,不会有人如今日一般在底下留言,“这些数字跟九九六无关。”王思聪微博爆火的那几年,网络热词有屌丝、高富帅、“反正都没我有钱”(王思聪受访时说的,“我交朋友不在乎他有钱没钱,反正都没有我有钱”)。

2011年时就有篇网络热文,在中国,“寒门再难出贵子”。到了2018年、2019年,王思聪已不再是网红,这话题的讨论度比过去更火,“是什么让阶级固化成为网红词汇”等成为热门文章。在那之后的网络热词有九九六,有打工人。

2020年开始,诸多“二代们”在网络上遭遇了重大滑铁卢。

王思聪的“炫富式爆火”,虽能复制,但再无那种现象级。且稍有不慎,就会反噬。

中国前首富、万达集团创始人王健林,以及其儿子王思聪,都曾是网络热词常客。(万达集团官网)

近年中国互联网出现两大现象。其一,“二代牌”失灵;其二,基层网红崛起。

2018年时一名富二代曹译文开启了自己的网红之路,在社群网站上小有知名度。2020年11月,她去自家企业的工地“体验搬砖”,言词轻佻,瞬间引发众怒。2021年1月,任正非女儿在娱乐圈出道,还没有做什么出格动作,已经引来一面倒差评。太多声浪质疑,凭什么一个不是选秀出身、也没有出众作品的二代,可以直接出道?

几天后,中国著名作家贾平凹的“诗人女儿”之文学实力受到质疑,网民们开始各种模仿大赛,一时之间中国互联网上诗人辈出,更引起各方媒体质疑。

有些二代,确实该骂;有些二代,虽然并未太出格,但因为父母辈关系轻松拿到入场券,引起普罗百姓不满。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过去四、五十岁的上一代人,可以靠自己打拼在北京上海买房,但到了这代,这么努力能有何回报?一切“拚爹”,外地孩子就算过劳死,也难在一线城市立足。

比起炫富的二代,打工人,比如外卖小哥,比如摊贩,比如从九九六中“逃离”的辞职年轻人,在抖音与快手等新兴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受到关注。

基层网红崛起的现象,并非只出现在新的互联网平台。近年就连中国综艺节目,都加入“扶贫”、“帮助基层”之元素。日前爆火的贫困县青年丁真,之所以能获得中国中央级的媒体青睐,亦是因为与中国扶贫政策、拉动基层有关。2020年新冠疫情,一群基层扶贫干部通过快手直播,受到诸多关注。

与“基层声音崛起”、“二代受挫”现象同步的,是大资本家与大企业陆续受到抨击,比如近日的马云,比如互联网各大厂的打工人权益争议。批评资本、嘲讽二代,感觉类似于一些已开发国家之仇富现象。

这当然是当经济高速发展后,沉淀、转型之过程——比起在2010年那时对经济增长数字的追捧,现在的中国社会更关注劳工权益与在一线城市的基层小民之日常。

和已开发国家之“仇富”稍有不同的是,当前中国社会仍相信政府能解决问题。“虽然自己未来不确定,但国家未来会更好”,这种信念仍普遍存在于许多“打工者”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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