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对话黄平: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共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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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到来的2021年,对中共来说有着不同的符号意义。一方面,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疫情的重挫下如何应对内外变局进入新发展阶段,成为摆在习近平和中共面前的一道必须面对的课题;另一方面,今年也是中共百年,作为世界最大党之一,中共将如何借此契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给出说法,以及铺垫2022年的二十大,备受各方关注。

随着中共百年的临近,各方都很关注中共会以何规格进行纪念。(Reuters)

围绕疫情应对、乡村振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共百年,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平。在黄平看来,武汉抗疫那一仗,能够打下来,除了体制的力量、政策的作用,社会的力量也不容小觑,其中社会层面的组织和管理,个人层面对社会规范的的适应、遵从、配合,包括要不要配合隔离,要不要戴口罩,要不要去人多的地方,要不要勤洗手等,这些都与社区相关,也与社区中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相关。

对于各方关注的中国防疫过程中关涉隐私权的问题,黄平表示,“并不是由于这一次疫情才导致民众要不要出让隐私和隐私权问题,我们早已经生活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具体言之,人类从部落、狩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现在日益信息化的社会,意味着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本来人就是群居的、社会的,即使在文明的早期,如今更是日新月异,这样关于现代社会的开放性与个人信息的私密性之间,越来越形成为一种张力。“我们越是在信息化的社会里,越对个人的信息的保护敏感,导致社会治理方式与传统的治理方式也不是简单地延续,事实上也根本无法守旧,更无法倒退。”

而围绕乡村振兴,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的温铁军在《八次危机》中通过分析中国的历次危机和经验,最终得出结论,中国与西方特色工业化长期向外转嫁成本最显着、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在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发生的是内向型的制度成本转嫁,也就是说,凡是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则集中于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也就得以维持;凡是不能向农村直接转嫁代价的危机就不得不在城市“硬着陆”,遂导致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对于温铁军的观点,黄平表示认同,但同时也强调这种危机转嫁的方式不可持续,而且之前的几轮“转嫁”都是迫不得已。而接下来乡村振兴的挑战包括:首先,需要在新发展阶段把新发展理念落实到乡村振兴,而不是一般地提高粮食产量、提高农民收入;其次,要激活整个乡村的动力和创造性,而不是几亿人等政策、等资金、等机会,等“帮扶”;再次,城乡的格局一定要打破,要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这样来搞乡村振兴,而不是继续城是城、乡是乡,在不改变城乡二元格局的前提下去“缩小城乡差距”;最后,至少在很长期间内,使得乡村也会在更高层次上成为中国巨大的战略空间和战略纵深,在双循环的过程中既是发展重点,也是发展余地。

此外,针对百年大变局和中共百年,黄平也有自己的一套认知与看法。在访谈中,黄平不仅深入剖析了认识百年大变局的两个维度,也对于中共如何以经由实践检验的治理来打破民主业已形成的话语霸权,给出了自己的看法。【点击查看全文】

【上文节录自第66期《多维CN》(2021年2月4日)对话栏目文章《对话黄平: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共百年》。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订阅多维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导和独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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