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站: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习近平立下新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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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中国贵州省化屋村麻窝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新华社)

如果说“脱贫攻坚”是习近平上任后立的第一个施政誓言的话,那么“乡村振兴”就是他立下的第二个誓言。

2012年上任成为中共总书记不久,“脱贫攻坚”就进入习近平的施政视野。邓小平时代经过改革开放的多年努力,使7亿多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因为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发展不平衡状况,使得中国截止到2014年底仍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

2015年,习近平吹响了“消灭”这7,000万贫困人口的集结号,提出了要在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施政目标,并将实现这一目标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将能否如期全面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在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又将“精准脱贫”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污染防治列为中共必须打赢的“三大攻坚战”,其中精准脱贫又是“三大攻坚战”的核心。

在习近平的前八年任期,除了反腐之外,体制内一般认为,脱贫攻坚是他在内政治理上最重视、投入精力与国家行政资源最多的工作。脱贫攻坚这个看起来可能不如反腐那样轰轰烈烈、也吸引不了多少国际媒体关注的工作,但是对中共体制内数以百万计的各级组织与党员干部来说甚至比对反腐败工作的体验更为深刻。

在这期间,脱贫工作也出现过一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文本主义问题,闹出过一些笑话,但总体而言,在中共全党上下广泛动员和纪检监察的强大压力下,这项工作还是取得了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尤其在2020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席卷全球,中国经济也深受冲击,中共的工作重点不得不向疫情防控转移,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扶贫攻坚也力度不减。

就这样,经过中共全党上下五年努力,截至2020年底全中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虽然相对意义上的贫困人口仍然存在,但是以“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保障义务教育、保障基本医疗、保障住房安全)为兜底标准,大范围绝对贫困现象已经被基本消灭。随着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习近平的第一个誓言已经如期实现。

正如中共所言,“奋斗正未有穷期”,随着这一历史任务完成,不久前,在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提出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并且称这是中国“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也被写入了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开始成为中共接下来的农村工作战略中心。

乡村振兴

之所以说从“脱贫攻坚”到“全面乡村振兴”的战略布局转变是“历史性转移”,主要是因为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过渡,其任务是要完成农村的现代化,是中共从“小康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性跨越。

在脱贫攻坚阶段,中共在农村的工作重心是对最贫困人口的“脱贫”,大多数资源都投放在“脱贫攻坚”工程上,属于解决绝对贫困的兜底工作,乡村振兴则是要在全面脱贫的基础上再往前迈一大步,彻底扭转农业与农村长期落后的不均衡发展状态。中共从1921年建党到如今,用了整整一百年的时间,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农民从此不再为基本的生存问题发愁,也不用再为国家交粮纳税,这可以说是极大的善政。

但若放在中共建国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体布局中,这一变化只是在长期贫穷、落后的农村实现了温饱和小康,和城市相比,中国农村人口总体并不富裕,农民的精神状态以及农村的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准也和人们所认知的现代化标准相差甚远,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村相比更是存在较大差距。

这是因为中共建国以来为支持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很长一段时期都实行以城市为中心和主导的发展战略,农村相对而言则处于从属和弱势的地位。在乡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布局下,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土地、能源、粮食等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市,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的增长和城市化的进程,但由此也导致了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落后于工业和城市现代化的城乡二元格局。后来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城乡差距还在持续拉大。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截至2020年底,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而第一产业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7.1%,并且还有持续下降的趋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从2013年的17,037元一路增加至2020年的26,703元,但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高出155.87%,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农村高出96.94%。

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也仍明显。2019年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总计53,266万人,而其中城镇参加养老保险人数就有43,482万人,占比高达81.63%。错位发展的城乡关系使得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薄弱环节,中共能否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并进而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为此,习近平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把它上升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中的一环。此后几年,中共在继续加快“脱贫攻坚”的同时,陆续布局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9月26日中共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20年,又将农业农村现代化列为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点任务。

在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以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向全党提出这一目标要求为标志,中共农村工作的重心,终于全面从“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渡,正式开启了以农村现代化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战略。

2020年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1,100余户民众全部住进新房,4G网络、广播电视信号覆盖全乡。(新华社)

历史意义

中共“乡村振兴”战略的结果会怎样,现在谈还为时尚早,但以中共此前在脱贫攻坚上展现的决心,加乘其独有的强大社会组织与动员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战略必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补上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最薄弱的一环。当然,乡村振兴是一项世纪工程,其标的所指包含近八亿农民,要从生活水平乃至更顽固的生活习惯上改变乡村的落后状态,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就能见成效的事,而是要有强大的政策定力与执行耐心为支撑,久久为功才能达成。

必须认识到,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实现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要实现现代化,离不开占人口多数的农村人口的现代化。而且,乡村振兴是防止贫富分化,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步骤。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从根本上说,这一战略也是解决农村发展不充分,以及城乡发展不均衡这一结构性矛盾的需要。此外,在全球经济放缓和不稳定性因素增加的国际背景下,乡村振兴也是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拓展国内需求的重要举措。

两百多年前,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家马克思(Karl Marx)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他们的专着中提出了“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这个概念,并将消灭“三大差别”作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但是在实践上,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完成这项任务,所以中共能否在这个领域成为实践的开创者尤为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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