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2.0|北京为何要修改香港选举制度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2021年2月22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全国港澳研究会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全面阐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强调的“爱国者治港”原则,预示香港政治制度将发生变革。其中,香港选举制度行将成为这场变革的重中之重。

夏宝龙宣称,“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需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其中最关键、最急迫的是要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要抓紧完善有关选举制度,确保香港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者手中。”夏宝龙随后提出了五项具体的改革原则,包括依照宪法、基本法,尊重中央的主导权、行政主导等。

中国中央政府为何改革香港政治体制,已经在“一国两制”之下运转多年的香港选举制度,为何成为其改革的重点,原因就在于过去几年香港的诸多乱象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角力选举制度

1997年7月1日,英国向中国移交香港主权,香港回归中国,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享有“高度自治”,原有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亦得以保持不变。然而在近几年,在香港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自殖民地时期就存在的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凸显,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危机不断。这个曾经令无数人艳羡的“东方之珠”,已经变得有点风雨飘摇,不知出路在哪。

香港最近和最大的政治风波毫无疑问是2019年的修例风波,严重破坏了香港社会安全、经济发展和政治秩序,令香港深陷回归中国以来最大管治危机,把过去多年的管治短板暴露无遗。

在修例风波之前的2009年,香港曾有过一个为争取所谓“真普选”而起的“五区总辞”运动,在2014年9月发生了一个同样以争“真普选”而起的“占领中环”运动。另外,在2016年发生了因警民冲突而爆发的“旺角骚乱”。

香港的政治运动,与香港政治制度尤其是选举制度紧密纠缠,而且正是以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为目标。

如“五区总辞”和“占中运动”所追求的“真普选”,是指以“一人一票”的方式,争取由香港人直接选取香港行政长官及全部立法会议席。

这两场运动里的“总辞”即泛民主派议员辞职,及占领香港中环街道的方式,都属于破坏性的方式,从体制内蔓延到了体制外。“旺角骚乱”的警民小规模冲突,似乎也是“修例风波”过程里持续出现的香港街头大规模警民冲突的预演。这些政治运动有着明显的发展脉络,其破坏性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

面对香港强烈的普选诉求,2014年8月中国全国人大曾通过“831决定”,以折中的方式答应进行普选。然而未料却遭到拒绝,被指“假普选”,甚至成为“占领中环”运动的导火索。

而香港的反对派们所追求的“真普选”式选举制度改革,其真目标却在其追求的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来。

戴耀廷的目标

戴耀廷曾是香港大学法律系一位副教授,在近年香港政治一系列运动里迅速崛起为一名在反对派里非常活跃、激进的政治人物。

戴耀廷(中)鼓吹“违法达义”、“公民抗命”。(路透社)

2014年香港“占领中环”运动最初正是来自戴耀廷的设想,他在2016年提出“雷动计划”,争取非建制派于2016年香港立法会取得达半议席,在2017年又提出“风云计划”,推动非建制派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占据更多选委席位。2020年戴耀廷与他人组织非建制派“初选”,以图争取香港立法会过半席位。

2020年4月,戴耀廷在港媒公开提出“真揽炒十步”预想。按照他的这一预想,香港反对派从2020年7月至2022年初,要通过控制立法会、瘫痪立法会、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令行政长官解散立法会、立法会重选、再次否决财政预算案等步骤,迫使特区政府停摆,同时发动街头抗争让香港社会陷入停顿,继而寻求 “西方国家对中共实行政治及经济制裁”。

其中,“西方国家对中共实行政治及经济制裁”是戴耀廷所谓“真揽炒十步”的第十步,也就是最后一步。这些既是他的设想,或许也是他和盘托出的计划与目标,可能也道出了香港反对派们近年投身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真实目的。

如此来说,戴耀廷等反对派们所追求的“真普选”等选举制度改革,其所理解的民主选举,都不是为了让重要的官职匹配贤能的人才,不是为了给香港和香港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不是为了解决事关他们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不是为他们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只是为了实现让西方制裁中国,最终达到其所期待的“真揽炒”,也就是同归于尽的结局。

令人难以理解,如果最终如此,谁会从中受益,又能得到什么?

不论西方会否制裁中国,又会对中国造成多少实质性影响,香港都会是输家。而戴耀廷等反对派们所寄望的西方或许不会是。

据报道,戴耀廷从2013年以来,长期和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驻港领事人员会面,讨论香港政治情况与政治运动。他在与英美官方人员电邮来往中,数次提及希望英美政府支持香港的政治运动。还有报道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曾为戴耀廷提供支援。

在戴耀廷等反对派的设想与理解里,香港的选举制度已经成为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或许如果能够“违法达义”,这一工具也可以弃之不用。只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达成他们口中的民主,真的对香港有利吗?香港并非一个国家,有自己独特的实际情况,其民主制度和西方选举民主一模一样并不现实。政治的初衷是追求善政良治,但长期以来,一些泛民、本土派为了追求西方式民主,经常为了反对而反对,日趋激进,让香港政治深陷撕裂、内耗的泥潭。

不得不改的选举制度

在近年里,香港的政坛可谓乱象频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香港的选举制度被激进主义所利用和裹挟,同时也暴露了选举制度本身的问题。

香港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里,大量选民和参选人年龄下限偏低,甚至只有18岁;参选人不是比谁更爱国爱港、对香港的贡献大、有更好的治港良策,而是比谁更“独”、更极端、更有破坏性;不少激进本土和分离主义者当选公职,一味与北京和港府对峙,为了反对而反对。

2020年11月被取消资格的4名立法会反对派议员在4年任期里,几乎未有提出任何有助于纾解民困、发展经济的建设性意见,却频频在立法会里杯葛政府施政,阻挠立法会正常运作。

这些乱象出现都意味着,香港的选举制度存在严重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迅速进行改革的时候了,而且不能是香港反对派或“揽炒派”所主张的改革方向。

许多香港人认为,香港的制度不同于中国内地,就必然同于西方。但是“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选举制度与中国内地不同,其实也不同于西方。因为西方国家的地方选举也是在“一国一制”的政治结构之下,必然从属于统一的国家制度之中。香港却是一国之中的另一制,这种“一国两制”的情况在西方国家没有相似案例。所以,香港民主的前景只能是香港特色民主。

香港需要面对现实是,香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只是中国“一国两制”之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其政治制度与选举制度,都要在这个现实基础之上进行设计和改革。这应该也是夏宝龙在讲到有关制度改革部分时,提出“尊重中央的主导权”原则的原因。

因此,香港的政治制度与选举制度,都需要以“一国”为核心、原则和前提,其参选人或当选人都不得抵制“一国”,而是需要维护“一国”。但是显然在过去多年里,香港的反对派,尤其是“揽炒派”是在朝相反的方向拉扯。

北京大学法学院学者谢宇指出,采取较为典型的比例代表制的香港立法会直选议席有个较为显著的特征,即没有关于“门槛”的规定。“门槛”是指某党想获得议席所需要的最基本支持度。“门槛”的规定一般认为源于德国。由于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议会选举对政党没有“门槛”限制,导致议会政党林立,组阁困难,政局动荡,小党趁机兴风作浪。德国为此设定了“门槛”,明确要求政党只有在获得5%以上选票或者3个以上直选议席时,才能选票才记为有效票,否则所获选票无效。香港在过去多年里,其实是重演了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选举问题。

香港进行选举制度改革的原因,不仅在于香港,还在于中央政府。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执政风格强势而不惧争议,敢于直面和解决问题,遇到事情采取积极主动的进攻战略。在内政外交上如此,在香港问题上同样如此。

尽管“占中运动”、“修例风波”等政治运动在过去几年重创了香港,却也令香港暴露了陈疴旧疾,迎来下猛药、治重病的机会。历经一场以选举制度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之后,香港政治将有望回归安全和稳定,并且聚力于夏宝龙所说的“第一要务”,也就是发展香港经济、改善香港民生。而要做到这一点,意味着香港选举制度修改,在遵循“爱国者治港”的前提下,必须尽最大可能选贤与能,让德才兼备的有能力者脱颖而出,并能直面和解决深层次矛盾。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