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2.0|北京是时候见见香港新面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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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国“两会”召开在即,身兼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近期南下坐镇深圳,透露北京治港新动作,更接连在2月28日、3月1日连续两天与香港社会各界举行小范围闭门晤谈,预示相关决定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根据新华社、央视等中国内地官方媒体披露,夏宝龙两天之内会见香港工商、金融、专业、劳工等界别以及特区政府的代表人士不下百人。然而,从中国央视新闻画面看,出席者几乎是清一色的传统“精英人士”,让人有点担心北京治港体系在“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如此大是大非问题上,依然沿袭老思路、老办法——政策咨询对象仍局限于香港社会上层,是否足以获取香港广泛民意?

2020年香港多名民主派议员因其“拉布”等行为被逐出香港立法会,此后北京要改革香港选举制度的消息流出。(AP)

试粗举一些出席者:

郑翔玲(1964年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

陈弘毅(1958年生,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律师界)

李国章(1945年生,原中大校长)

刘遵义(1944年生,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大校长)

吴光正(1946年生,九龙仓主席,原香港贸发局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范徐丽泰(1945年生,原立法会主席)

胡应湘(1935年生,合和实业创办人及现任董事局主席)

邵善波(1949年生,全国政协委员)

汤家骅(1950年生,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

卢永雄(香港报业公会副主席)

黄永光(1978年生,信和集团创办人黄廷方长孙)

陈婉娴(1946年生,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工联荣誉会长)

卢文端(1948年生,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荣利集团董事局主席)

罗康瑞(1948年生,香港地产商、瑞安集团董事长)

范鸿龄(1948年生,执业大律师,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

雷鼎鸣(港科大教授)

庄家彬(1981年生,庄士集团太子爷)

梁美芬(1960年生,执业律师,城大副教授)

陈永棋(1947年生,全国政协常委,亚视CEO)

黄碧娇(1965年生,民建联议员)

郭基辉(1983年生,父亲郭炳江是新鸿基地产联合创办人郭得胜次子)

马恩国(1970年生,香港专业人士协会副主席)

方黄吉雯(1949年生,政协委员,立法局议员)

梁爱诗(1939年生,律政司司长,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谭惠珠(1945年生,“四料”议员,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可以确定,以上不完全名单虽非北京治港体系政策咨询的全部对象,但对于理解北京治港体系心态颇有意义。简单来说,名单中的出席者可谓“非富即贵”,不是独具北京认可的政治身份,便是家资巨万的香港精英家族。同时,从年龄分布看,特征更为明显,除庄士集团太子爷、信和集团创办人黄廷方长孙黃永光外,少有年轻面孔,几乎全是从香港回归前便已活跃多年的香港社会上层人士……

如此座谈会出席者结构,是否足以代表香港社会700多万市民真实意志,尤其是草根阶层和年轻群体?若否,则以此“民意”作为北京决策依据,实难相信不会出现偏差。

自香港修例风波以来,北京检讨再三,甚至对专责香港事务的香港中联办进行“大换血”,那么当然亦有必要换换思路,检讨自香港归回以来一直抱持的“上层路线”。

坦率讲,今天香港的局面,是否有北京以往过于偏听偏信传统建制派力量,造成民意反馈“失真”的原因呢?事实上,最近的一次香港区议会选举,建制派惨败,青年学生主导了反修例运动重创港府管治权威,这样的事实虽说有修例风波的特殊原因,不能因此否定传统建制派的作用,但至少表明未来香港局势的关键人群已经不完全在传统建制派力量一方。

所以说,北京更需要接触一些新面孔,倾听一些新声音,唯有如此才能触碰到香港社会问题以及造成管治危机的核心问题。何况“爱国爱港”阵营本就应该足够具有包容性,持“爱国爱港”立场的人并不都是传统建制派。不论是出生在中国内地,后来迁至香港的新香港人,还是香港本地一些希望超越传统蓝黄之争,追求中道理性的人,他们当中不乏有识之士。当然,也要理解,旧声音还是要听的,老面孔也是要见的,毕竟这些精英阶层曾经对香港社会繁荣稳定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短期内也是难以改变的,而且在政治上基本上值得北京信任的,北京当然要继续听他们的表达。

但是,他们不应该成为北京今天决策的唯一社会咨询对象。首先,香港已经回归20多年,香港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甚至触发管治危机,他们已经难以完全代表现时700多万香港市民尤其是底层市民,尤其是新生代的焦虑、诉求、主张,阶级(阶层)隔膜、世代隔膜客观存在。其次,尽管造成香港今天局面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恐怕最受北京信任的香港阶层难辞其咎。在香港陷入发展困境和社会问题恶化时,这些“社会贤达”被指责向北京一再传递了错误信息,成为香港回归以来牢牢掌握香港政治经济利益的最大受益者。

此外,反修例运动叠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北京与香港社会临时沟通渠道不畅、不充分,北京治港体系不得不在香港立法会以及特首、区议会选举又接踵而至的情况下,问计于一些获得信任的香港“老面孔”,情有可原。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北京治港体系能尽可能多多倾听香港普通市民的声音,多多接触更多具有代表性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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