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首次中国女导演赵婷问鼎金球奖 新生代导演何以强势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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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中国女导演赵婷(Chloé Zhao)凭借《无依之地》(Nomadland)夺得第78届金球奖最佳导演、最佳剧情两大奖项,成为历史上首位获得金球奖最佳导演的亚裔女性。

由赵婷执导的《无依之地》获得了78届金球奖最佳剧情奖,同时她也成为了第一位获得金球奖最佳导演奖的华人女导演。(金球奖官网截图)

《无依之地》由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得主弗朗西斯·麦克多蒙德(Frances McDormand)主演。影片中的主人公弗恩(Fern)是一名已过不惑之年的妇女,在经济大萧条中失去了一切,从此便开始了作为一名现代游牧民驾驶房车穿越美国西部的旅程。

其实早在2020年9月,《无依之地》在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获得最高奖项金狮奖,赵婷成为继2003年李安的《色·界》之后,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华人导演。赵婷这个名字也由此被更多人所关注,在此后近半年的时间里,关于赵婷以及《无依之地》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

不难发现,近期围绕赵婷的讨论,更多是聚焦于“华人女导演”、“生平经历”、“关注边缘人物”、“宋丹丹继女”等身份标签上。然而这个38岁年轻华人女导演突然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无疑是让世界的观众看到了中国新生代导演更多的可能性。

赵婷作为首位斩获金球奖的华人女导演引来众多观众的目光(高清大图请点击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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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生代导演强势崛起

从千禧年开始,赵婷、文牧野、徐峥、陈思诚、贾玲等一批新生代导演凭借独特的电影风格不断显浮在观众面前,获得越来越多的肯定和关注。毕赣、张大磊带着他们的小众文艺片《路边野餐》(2015)、《八月》(2016)进入公众视野;郭帆创新的《流浪地球》(2019)突破中国国产片类型;忻钰坤的长篇处女作电影《心迷宫》(2013)、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2018)模糊了商业与艺术的界限,诸多新生代导演在主流市场持续爆发,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作品。

纵观中国大陆最高票房排行榜前十名来看,除了《美人鱼》(2016)的导演周星驰、执导《红海行动》(2018)的林超贤之外,其余8位都是新生代导演,其中不乏吴京、饺子、郭帆、陈思诚、贾玲、文牧野等。越来越多的75、80后的青年导演才俊出头,越来越多的后起之秀占领着中国电影行业的半壁江山。

2018年,文牧野执导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赢得了众多大陆观众的好评。(视觉中国)

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处境尴尬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和行业的发展以及观众状态的变化,大陆电影市场急需类型丰富、内容充实的作品,这让进入21世纪的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处境较为尴尬。

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创作意识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上世纪80年代,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理论界,其视野更多地放在如何才能让中国电影在国际上产生一定影响力身上。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确实曾成功地将中国电影搬到世界的舞台。譬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1993)道尽了两个怜人在中国特殊时代背景之下的悲欢离合,该片获得第46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成为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获得此奖项的华语电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1988)对色彩的运用和对生命的诠释相得益彰,荣获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等诸多国际影展奖项。这样体面的成绩无论是放在彼时亦或是当下的中国,都可谓是个传奇。

1988年,张艺谋导演、巩俐担任女主角、姜文担任男主角的中国彩色故事影片《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最高奖“金熊奖”。(视觉中国)

亦因于此,这个时代的主流艺术创作都擅长讲述中国的文化民族精神、讲究影像美学、寓意性强烈,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反映在影片当中,沉重感不言而喻。

进一步言之以贾樟柯为代表的中国第六代导演,他们不自觉地受到第五代导演的影响,但基于此群体大多生活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传统的制片厂体系开始瓦解,思想在旧观念和新思潮的碰撞中尤为活跃。也导致他们更倾向于坚持自我的表达,忽略了与普世审美的交流,从而造就了艺术理想的乌托邦,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处于电影的“边缘”地带。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常常被冠以“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盛名。譬如贾樟柯的《江湖儿女》(2018)在芝加哥国际电影节、戛纳电影节中大放光彩;王小帅的《天长地久》(2019)包揽了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银熊奖和最佳女演员银熊奖。但同样的,在中国都面临着票房惨淡的境遇,分别仅获得不到7,000万元人民币、4,000万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难免让电影创作者们感到失望。

草草收场的票房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第六代导演依旧存在着与观众沟通的断层,且这类现象在短时间内无法消除。

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在大陆票房成绩平平,但该电影却在西方收到了广泛关注。(视觉中国)

中国新生代导演的崛起是必然

相比第五代导演的厚重感、第六代导演的纪实感,在新世纪成长的中国新锐导演借鉴了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经验学,并对其进行突破以及尝试,更能在艺术与市场中找到平衡,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

中国新生代导演的身上没有厚重的文学包袱促使他们高喊着美学主张,亦或是彻底反叛前辈的电影传统理念。他们巧妙地运用现代技术适应分众化的电影产业规则,运用多样化的表现方式进行创作表达,拥抱观众以及市场,对他们而言这些似乎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因此,照顾观众的观影心态也并非刻意为之。

另外,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市场的日益开放也给青年导演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各类导演扶持计划、电影节及电影展帮扶项目等都在为中国青年导演开放窗口,时代的种种特殊性给予了中国青年导演发展和成长的最佳时机。

与此同时,一些第五代导演选择向商业化妥协,例如张艺谋为了顺应市场规则,进而淡化个人的创作优势,拍摄出恶评如潮的好莱坞“爆米花”式的《长城》(2016);陈凯歌的《无极》(2005)不仅没有帮助他成功进入新世代电影模式,反而将自身困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

中国上一代导演的创作在新时代碰壁的情况不在少数,这些现象无不引人反思。

毋庸置疑,中国电影新力量的确正蓬勃发展,但着眼于更广阔的世界舞台,却鲜有中国青年导演的身影,赵婷的出现无疑是给中国电影人打了一针强心剂。但事实上,如何做到墙内开花,墙内墙外都香,便是每个中国新锐导演要思考的问题,在各种质疑声之下,中国青年电影导演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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