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建议监管“996” 缩短工时的百年斗争仍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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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0日中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华指出“996”问题处于企业失控、监管失序、工会失灵的状态,使实施996工作制的企业鲜少受到处罚,因此建议对此进行监管。此言一发,立刻获得舆论的热切赞同。官媒《新华社》也紧接着于翌日发表短评,宣称“要让“监管必须动真格!”、“让劳动法在‘996’这类畸形加班文化面前显现出足够的震慑力和约束力,而不是仅仅在纸面上空转”。

不少企业将违法超时加班美化为奋斗的形式,如2019年阿里巴巴前总裁马云形容996工作制是“福报”,便引起广大人民的声讨。(福建日报)

“996”工作制的浮滥,以及部份企业将之合理化成“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巧言,都掩盖不住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无限制地榨取劳力的残酷本质。毕竟过长的劳动时间与不合理的薪资待遇,既扩大了阶级对立与贫富差距,更否定了劳工作为人类的生物性与文明性,让人类彷佛工具般被不断重复使用,直到耗尽了精力为止。资本家却能毫不在意地继续聘雇与挥霍下一个人力,如此循环地累积资本与伤害劳工。也正是因资本主义的这种非人道性,才催生出了社会主义与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故“996”在今日中国的盛行,无疑是对奉行社会主义的中共的一大讽刺。

关于长工时的残忍,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早在《资本论》里就有批判,时至今日仍有怵目惊心的现实性:“人在一个24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正象一匹马天天干活,每天也只能干8小时。这种力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盥洗、穿衣等等”、“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显然,不论过了几百年,资本家的贪欲依旧没缩减,而劳工也依旧得承受过度的劳动。

为了争取缩减工时和提高工资,各国工人前仆后继地发起多项抗争,毕竟为了让机器毫不停歇地运转,工人也被迫承受每日多达十六小时以上的劳动,这远远超出农业时代的上限,也摧残了广大工人的健康与寿命。尽管1802年英国通过《学徒健康与道德法》(Health and Morals of Apprentices Act 1802),规定纺织厂的学徒每日工作不能超过12小时,但对象仅限于出身自救济院的童工,且也只聚焦在纺织厂,其余正式童工、男女劳工仍得卖命干活,故工人们的处境并未有太多实质性改善,逼使工人们以罢工、怠工等方式不断向资本家斗争。

资本家通过超长工时以及无止境地剥削童工获取极大财富,却使劳工的人性与健康遭到极大摧残。此为1909年美国佐治亚州纺织厂的童工,因身形太瘦小,不得不攀爬至机器上更换破裂的纱锭。(Library of Congress)

虽然1817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年)揭橥“8小时劳动,8小时休闲,8小时休息”的理想,但终究撼动不了资本家的利益需求,得仰赖工人们不停的抗争才换来英国一次又一次地修法,从十五小时一路缩减至十小时,直到1894年才正式规定每日工作八小时。至于法国、美国、俄罗斯、德国等亦历经类似的抗争,甚至引来军警的血腥镇压。

尤其是资本主义繁荣象征的美国,对八小时工作制的确立最晚,即便在1866年美国劳工联盟(National Labor Union)就敦促国会立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但直到1938年才通过《合理劳动标准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保障之。在此之前,美国工人已承受了资方与军警数不尽的压迫,尤以1886年的芝加哥干草市场屠杀最为惨烈,多名罢工者惨遭警察射杀,美国政府随之还以严惩元凶的名义判处四名无政府主义者死刑,借机打击方兴未艾的社会运动。一时之间风声鹤唳,连带影响了大众对八小时工作制的支持,委实可悲。

不过即便八小时工作制相继在各国获得承认,但能否落实却考验着每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与社会良心。李国华提及的“996”泛滥原因之一,便是源于政府监管与工会功能的失灵,无法有效维护劳动者权益,使《劳动法》形同虚设。以监管来说,自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基于发展经济的思想,不断引入市场化思维解放生产力,甚至主动出台维护资本家的法令以刺激投资,结果反倒使劳工的权益被牺牲。

郭台铭创立的鸿海集团子公司富士康,在中国大陆拥有众多厂房,却也因军事化管理与严重剥削激起舆论反弹,以及多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台湾中央社)

譬如台资企业富士康在2010年爆发十四起员工跳楼事件后,惹来舆论的强烈声讨,但河南省教育厅竟于同年底下发《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赴富士康科技集团顶岗实习有关事宜的紧急通知》,动员省内中职高职学校学生前去富士康的深圳工厂实习,起码有2.5万名学生遭“自愿”动员,甚至还传出若有学生不肯前去将领不到毕业证的恫吓,山西省亦被曝光类似情事。

尽管大众批评政府与富士康滥用学生工,但河南省政府在通知里提及富士康“落户河南,对我省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就业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说穿了就是希望经济发展的账面数据能更美丽些。然而这对在宪法上标榜“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中国来说,无异是种恶劣的反讽:应当保障工农权益的执政者,竟成了资本家的帮凶。也因为了追求经济成长,许多苛待劳工的企业还曾长期被媒体或官方称许,直到近年由于劳工处境的恶化激起民怨,才逼使官方不得不正视“996”等一系列问题。

资本家与劳动者间的矛盾与对立,始终横亘于现实与历史之中,不会因为社会主义体制的确立便当真就此消灭。一旦中共不能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又顾及工农人民的利益,那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不啻是形式上的口号,欢笑的依旧是资本家。故“996”问题能否自制度上根绝,把百年多来全球工人对此的关切彻底在中国终结,将是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是否真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顺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严峻考验,各界无不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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